我的老家——白驹古镇南靠长江，西贴运河，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加之宽阔的运河走到镇子西头突然叉开一条分支，把小镇一劈成两，叉河成了街河。如此得天独厚的环境，小镇人“呼啦啦”在街河两岸建起各色商铺，河面上架起石桥，桥上行车桥下行船，好一个交通畅达、商贸繁荣的水陆枢纽！
　　
　　家乡虽好，但与我家境的好赖那是两码子事。听父亲说，母亲生下我六个月，三顿饭都不周全，一气之下回到乡下娘家再也没有回来。这能怨谁？怨这个家太穷了。唯一的经济来源，靠年迈的爷爷挑着担子，夏卖“酒酿”，冬卖“元宵”，赚几个小钱度日月。就是为了赚这几个小钱，一家人谁也不得空闲。父亲瘸着腿拣米、晾米；5、6岁的我也得四处铲草拾柴添炉灶。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能砍到一枝粗壮的树叉，比吃什么都高兴！
　　
　　攀比是孩子的天性，我年岁不大已经有这方面的欲望，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特羡慕。比如石桥北首的陶智聪，比我大不了一两岁，他们家却有一幢别致的楼房：楼上住家，楼下店堂开一瓷器店。每当我从店门前经过，十有八九看见他穿着整洁的衣服，脖子上戴着银光闪闪的项圈和长命锁，不是在吃水果零食，就是在识字描红，怎能不让我眼红！
　　
　　有一回，他们家玻璃橱柜内陈设了瓷人：过海的八仙、吃肉喝酒的济公、大腹便便、笑口常开的弥勒佛！我趴在橱边细细看，陶智聪走过来打量我，我也打量他：眼睛不大，下巴上有一块指甲大小的紫斑。他还伸出手把一只苹果递给我，我摇摇头，我明白他的友好行动是希望有小伙伴陪他玩。但他的行动被立在身后的老爸制止了，他怎么可能与一个穷孩子玩呢？
　　
　　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年我整十岁。街上满街是飞舞的红旗，带袖章的人群四处涌动。一天，我拿上刀铲背上竹筐准备外出拣点柴禾，刚出门就听人说陶家瓷器店被查抄了！我立即飞奔过去，只见敞开的店内一片狼藉，陶老板当街站在一条板凳上，一名造反派问道：“你为什么对抗运动，不主动铲除封资修？！”
　　
　　陶老板不知所措地反问：“我们家卖的是瓷碗、瓷碟、瓷勺，哪来的封资修？”话还没说完，一名戴墨镜的造反派高高举起一只大海碗，嚷嚷：“你眼睛瞎了，看不见这上面画的是‘福禄寿’，这不是封资修是什么？想抵赖！”陶老板苦笑着说：“碗上的图画是封资修？没听说过。”话没落音，“叭、叭！”一名四十来岁，歪戴鸭舌帽的头头迎面给他两个耳光，而后一脚蹬倒板凳，陶老板向前扑空，一头栽在石板地上，跌得满脸的血，门牙磕去两颗。一开始我看到大家批斗姓陶的挺幸灾乐祸，谁让他阻止陶智聪和我玩。但看到陶智聪爸爸一脸鲜血，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咬着牙骂那个鸭舌帽：死胖子，下黑手，流氓痞子，钻进羊群的狼！
　　
　　没隔一分钟，鸭舌帽又大喝一声：“革命的战士们，砸！”红卫兵一哄而起，你呼我叫：“冲进去，砸他个稀巴烂！”
　　
　　一瞬间，“乒乒乓乓……”瓷器被扔了满街！被打砸的除日用瓷器，还有精美的青花碗、镂空瓶、描金（金）鱼缸和先前见到过的八仙、济公、大肚佛。随后，旧式家具、绣花绸缎也满街飞舞，人们诚惶诚恐地躲得远远的。我少不更事不避一点嫌疑，只觉得那些好东西砸碎了怪可惜。心想你砸你的，我拣我的木头疙瘩，河水不犯井水。我把竹筐装满了碎木头以及散乱的竹竿往回背。我高兴的想，让这些垃圾给我们家灶膛做贡献吧！此刻，我根本没想到这些废物，后来会带来无穷烦恼和伤心切骨的灾难。
　　
　　回到家，爷爷正在锅台上蒸米，准备做酒酿，炉膛内火正烧得旺旺的。我把竹筐往爷爷面前一放，骄傲地说：“你看，满满一筐。”爷爷夸奖我功劳不小，但当他细细一看，疑惑出来了。他问这些破家具、毛竹、藤条是哪儿来的？我把方才桥旁陶家发生的事说了一遍。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陶老板本分人，街上又要刮啥风？”隔了一会，他挑中一根约50公分、酒杯粗细的一节毛竹筒上下打量，突然眼睛一亮，不动声色地放过一边。可不一会儿，他又当着我的面扔进了炉膛，烧了。
　　
　　灾难说来就来了。仅隔了一天，身材不高的倒还壮实的爷爷挑担上街卖酒酿，他边走边唱诺道：“甜，酒酿的卖——”可就是这一天，他失踪了，一整夜没回家！急得我和父亲四处寻找。第二天早晨，我吃了早饭正打算继续找爷爷，造反司令部来人把我叫了去。司令部设在一间会议室内，我被拽进会议室，高高的讲台上有人问话了：“来人是不是俞瓶瓶？”我抬头一看，坐上面的正是那天在陶家指挥“打砸抢”的鸭舌帽。我问：“找我有什么事？”鸭舌帽笑嘻嘻地走下讲台，对我说：“你来得正好，你爷爷年岁大了，记不清了，俞瓶瓶，那天你在陶家门前拣了一节50公分长的毛竹筒，你把它藏到哪儿去了？”
　　
　　我心中一“咯噔”，爷爷头脑清醒得很哪，我亲眼看见他烧的，爷爷不可能不告诉他，现在来问我，难道其中有什么蹊跷？不管有什么蹊跷，我是灶王爷上天——有什么说什么。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拿回去丢进灶膛，烧啦。你找那破毛竹筒有什么用？”我的话不中听，鸭舌帽“呼”地拉下马脸，训斥道：“你不说实话，把老东西拉出来！”
　　
　　一声令下，嘴角全是血的爷爷被人架了出来。才隔了一宿，爷爷的脸就瘦掉一圈，路也不能自己走了！我呼叫着扑过去，说：“爷爷，你的腿怎么回事？”爷爷坐在木椅上，抚摸着我，低沉地说：“昨天夜里，被疯狗乱棍抽打，腿骨被打伤了！”停了停，一字一板地告诉我：“他们说那根竹筒里有金子，笑话！”话没说完，鸭舌帽猛拧我的耳朵，大声嚷嚷：“你们不交出来，晒死你个老东西，看说也不说？”
　　
　　爷爷被反绑双手，跪在碧空下让太阳暴晒。他汗如雨下，脸如白纸，直至晕倒在地。眼睁睁地看着爷爷受此毒刑，捆在椅子上的我，大喊冤枉，边哭边喊喉咙也嘶哑了。两天后，鸭舌帽一伙人眼看审不出结果，才把伤痕累累的爷爷送回家，我边哭边后悔，这飞来横祸全是我招惹出来的呀！
　　
　　打这以后，家中怪事不断。天一黑，便有人神秘兮兮地闯进咱们家问，有金条吗？高价收购；也有人挑着冶金炉子，对我父亲说，把金砖拿出来，我替你们改成金戒指、金耳坠。临了还说：“这一招，叫老母鸡变鸭，即使将来陶家人查问，怎么查也不怕。”听到这些混账话，父亲气不打一处来，挥着棍子把这伙人撵出家门。
　　
　　爷爷身体状况愈来愈糟糕，天一凉咳嗽不止，还咳血。也就在这一年，爷爷和父亲商量：俞瓶瓶不小了，再没钱，也要想办法让孩子读书。我进了梦寐以求的白驹小学，但人在教室心早不知去了哪儿，总想着家中有些活儿得我去干，迟到早退，甚至旷课成了家常便饭。
　　
　　第二年隆冬，大雪不断。一天天不亮，爷爷把我和父亲叫醒，他面前的瓷盆里吐了一茶杯浓血，他说他要走了。我和父亲的眼泪喷涌而出，这时，爷爷从被子里拿出那节“烧”掉的毛竹筒——50公分长、一头以竹节做底、开口的一头用木塞塞着，表面上了一层清漆。“什么，爷爷你没有烧掉它？！”我和父亲大吃一惊，“难道爷爷玩了调包术，里面真的藏了金子？！”
　　
　　爷爷一脸严肃，拉住我的手交待：“竹筒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金子，只有陶家的字画。”没有金子就好，我和父亲松了一口气。让人想不通的是，那时候的字画比满天飞的废纸强不了多少，大街上，时常有造反派一旦搜出挂轴、古字画，“沙沙沙”顺手就撕掉。爷爷呀，你保护的这几张字画值多少钱？爷爷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接着说：“孙儿，你错了，不管这几幅字画值多少钱，但它是人家一代人传一代人，历经百年，甚至几百年才保存下来的家产。我父亲从小教育我，人靠双手劳动吃饭，不眼红别人的钱财。我们家信奉一句话——人穷志不短。我死后……你们等社会安稳了……拣个时机……物归原主……懂不懂？”我趴在地上给爷爷磕了个头，发誓道：“爷爷，你放心吧，我和父亲决不做贱骨头，别说不值钱的字画，再贵重的宝物，饿死也要还给人家。”
　　
　　爷爷合上眼睛又眯开一条缝不放心地又问：“你们能藏个……外人找不到的……地方吗？”父亲指了指吱吱作响的竹床，说把床边沿的那节粗毛竹打通，再把这节竹筒套进去神鬼也看不出痕迹！爷爷满意地点点头，而后便离开了人世。爷爷的去世，我哭得死去活来，是我害了他老人家呀！我真想一头撞死在墙上。
　　
　　光阴荏苒，二十多年过去了。由于我家三代贫穷，苗红根正，初中毕业后，我被学校保送进一家师范中专。三年后，我成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员。学校距离白驹镇20华里。白天我忙于教学，晚上踏自行车回去照看父亲，两头疲于奔命。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更是忙得分不出东西南北，至于那节刻着“陶氏珍藏”的毛竹筒，也被我忘在脑后了。
　　
　　近两年，小镇通了铁路，一天比一天繁荣。一次在超市大楼门前，遇上陶家的邻居初中的同学，他高兴地告诉我，陶智聪不简单，有了大出息！我问他是不是下巴上有紫斑的那个陶智聪？他点点头，经他提醒，一下子触动了我的神经，赶忙问他们家在哪儿？
　　
　　“他成了美国田纳西州艺术学院的名教授了！”老同学边走边回头说。
　　
　　以后的半年里，我三次往那所学校写信，但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收到陶智聪的回信。一天，我好奇心大发，拆开竹床，从竹筒里抽出爷爷留下的古画。天哪，不看不知道，过去废纸不如的字画，如今是打上灯笼也难找的宝贝呀！惊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2001年的一天，我正在给学生讲课，突然，校长通知我，白驹镇镇政府来电话，要我立即回去一趟，有外宾找。我想，外宾能有谁呢，十有八九是大洋彼岸的陶智聪教授吧。
　　
　　果不其然，我回到家，陶教授一个人坐在破竹椅上与父亲谈心，他下巴上的紫斑颜色变得更深了，身边放了一只航空旅行包，不知干什么用。见到我，立即站起身，握住我的手感慨地说：“世事沧桑，你我头发都花白了。”我笑了笑，便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终于回来了，你家的东西毫发无损，我当面交还给你，了却我们的心愿。”说罢，简单的介绍了字画的概况，便转身去房中取那节毛竹筒，但他挡住了我的去路，说用不着着急。
　　
　　他解释道：“你的信都收到了，不巧我去了意大利作学术交流。”然后打开旅行包，从中拿出贡品、香烛等，分列在爷爷的遗像面前，而后恭恭敬敬地磕头。他念叨道：“俞爷，陶家小子给您祭奠来了。想不到一家失火，殃及街坊。您无辜受到牵连，受苦了，是我们家害了您！顺便禀报您，我父亲那年遭毒打，肝脏损伤，医治无效，三年后谢世了。”歇了一口气，他又祷告道：“俞爷，文革那年头文物当毒草。您可知道，如今国家‘海外寻宝团’，正不惜代价在世界各地寻找祖国瑰宝。您的铁骨铮铮不只是不畏强暴，诚实守信，更是您用生命挽救了失而不可复得的文化遗产、中华文明呀！”
　　
　　祭祀过后，我和陶教授把字画展示给父亲看，其中一幅字是米芾书写的行草对联：烟霞闲骨骼，泉石野生涯。
　　
　　两幅画：一是任伯年的《瑶池献寿图》，一是郑板桥的《风竹》。两位清代名家的作品，眼下市场拍卖价每一幅不低于1000万，米芾的字更是价格不菲。国宝级的字画哪能用金钱来衡量！另外还有两张花鸟画，署名“石桥闲人”，父亲问石桥闲人是谁？教授说是家父，他从小爱好绘画。
　　
　　临别前，他说他已拿定主意，一幅古画馈赠我们做纪念，一幅古画捐献给国家。我和父亲断然拒绝，并说你要是这样做，爷爷在地下不会安宁，你不必客气。他回过身把陈设简陋、电器不多的家看了又看，他表示：“你们不愿意留画，就给你们买一套别墅吧。”他情真意切地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们仁爱，我不能不义！”我们再一次拒绝。直至他掏出手机把镇长请来共同商量，最后敲定：在他出资新建的镇敬老院中，隔一套单间给残疾父亲居住，目的是让父亲早晚有人照料，我也可以安心在乡里教学。我和父亲想了想，此方案破费不很大，又解决实际困难，恭敬不如从命，我和父亲点头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