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睿宗时，张说为相，兼修国史。有一天，他看到《则天实录》中有关自己的一段记载，如鲠在喉，心里感到十分不快。
　　
　　原来，武则天时的两个宠臣张昌宗和张易之对宰相魏元忠恨之入骨，便诬陷魏元忠有谋反的言论，并诱逼时任凤阁舍人的张说，让他出面作证，张说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其实也很犹豫，做吧，对不起良心；不做吧，明摆着眼前这道坎就难过。这时，武则天的诏令到了，命他当面对质。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璩看出了问题，在他临动身时劝他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可万万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君子呀！”这番话坚定了张说的信念，在武则天问及此事时，张说如实禀告，是张昌宗逼迫他让他诬陷魏大人。结果，魏元忠得以免死，他被流放岭南。
　　
　　这本是一桩充满英雄气概的壮举，却因为宋璩牵涉其中而大大贬损了张说的英雄形象。在经过几天的内心挣扎之后，张说想出了办法，事实上他现在还是负责编修国史的史官们的最高领导，他想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修改几个字，以让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起来。
　　
　　这一天，张说来到了史馆，与著作郎们谈起了工作，顺便就提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则天实录》是著作郎吴兢和刘知几所撰，张说也知道这是吴兢写的，而此时刘知几已经过世，但他故意有些生气地说：“刘五殊太不相容了！”这清楚地亮明了态度，领导很生气，后果也可能很严重。
　　
　　史官们没有白给的，自然听得懂话里的意思。这时，吴兢站了起来，面色严肃地说：“这本是我写的，这段史文的草稿都在，您怎么能错怪死去的人呢？！”
　　
　　当众顶撞顶头上司，与他在一块工作的史官们都惊得变了脸色。张说颇为尴尬，又实在说不出什么，借口走了，心里的疙瘩越结越大。
　　
　　后来，张说又放下宰相的身段，私下请求吴兢只改动几个字。吴兢依然选择了拒绝，回答说：“假如顺从您的请求，那么这部书的笔法就不能算作正直的，怎么能够让后世相信呢？”
　　
　　不久，吴兢便被调动了工作，自然不是往上升，而是外放荆州做了一个司马，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得以返朝，当然这都是宰相张说的功劳。不过这并不能改变他一代诤臣的本色，说话依然像笔一样挺直，连皇帝也是直言批评。
　　
　　作为一个史官，吴兢对写史看得非常重，笔下的文字担负着“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的重要职责，起着“树终古之风声”的重要作用，所以“头可断，血可流”，而史实却是不可以任意篡改的。正是秉承了这样的宗旨，他所撰写的《贞观政要》，成了各朝皇帝推崇和必修的功课。这部书传入日本后，也成了法定的天子必读书。
　　
　　古人说：“信其人，则信其道。”在今天，我们对历史的信心，源于对像吴兢这样的史官的信任。白纸黑字，笔一旦落下来，或是一份荣耀，或是一个污点，一个不肯欺骗自己的人，一定也不会欺骗别人。与其说吴兢尊重的是史实，还不如说他尊重的是他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