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季老的散文集、杂文集刚上市那会儿，我们买了几套，没事就念给姥姥听。
　　
　　虽说是大学问家，可书里的国事、家事都写得那么入情入理，不矫情不做作，大白话里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样的文章姥姥爱听，有些段落我反复给姥姥念。日子久了，姥姥常会打听这个老头儿的一些事儿，我也一遍一遍地把我知道的、听说的、从书上看到的跟她细说。
　　
　　慢慢地，爱翻书的姥姥手里又多了几本季老的书。有一天回家，我看见姥姥正手捧一本季老的杂文，戴着老花镜端坐在落地窗前的竹沙发上，口中念念有词。我们都笑了。生人要是初次见到这场面，一定以为姥姥是一位做学问的教授呢。
　　
　　姥姥不识字，却崇尚文化。在姥姥的秤上，字的分量最重，书最值钱，多贵的书姥姥都说值。
　　
　　“二十几块钱能买个啥？买个吃的一会儿就吃完了，买本书吃一辈子。好的书可以让下一辈儿接着吃，上算。”
　　
　　姥姥说买季老的书更上算：“人家书上说的都是咱家也有的事，遇上解不开的疙瘩，看看人家季老头儿是怎么说的。”
　　
　　也不知从哪天起，姥姥在季老后面加上了“头儿”，于是季羡林就变成姥姥嘴里的季老头儿了。日子久了，我们也跟着姥姥叫“季老头儿”，好像季老是我们村一个普通的老头儿，全家都叫得那么顺嘴。
　　
　　姥姥看季老头儿的书多半是看书里的照片，整天看、反复看。
　　
　　我表妹说：“别看了，再看就看上人家了。”
　　
　　姥姥也不客气：“这季老头儿年轻的时候可是个不磕碜（丑）的人。”姥姥指着季老留学德国时那张穿西装的照片，那时的季老确实很精神、很帅气。
　　
　　我逗姥姥：“你看上人家，人家还看不上你呢。人家多大的学问，人家会好几种语言，你就会写个自己的名儿。”
　　
　　姥姥不无忧伤地无数次感叹：“俺是没遇上好社会、好家庭，沒摊上个明白的爹妈（姥姥的哥哥、弟弟都念书了），要不我怎么也得念念书、上上学，弄不好我还是季老头儿的同学呢！”
　　
　　我们几个后辈哈哈大笑，姥姥自个儿也笑出了眼泪。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身上的血水已经没有多少了，这珍贵的泪水饱含了姥姥怎样的渴望和遗憾，只有我明白。“姥姥，你不是常说一个人一个命，一个家一个活法吗？咱别和人家比。在我的眼里，你没上过学也照样是文化人，我相信，你就是季老头儿的同学。”
　　
　　我急于安抚姥姥那颗痛楚的心，极力保护姥姥那份美好的渴望。从此，我们称姥姥为刘鸿卿同志，是季羡林同志的同班同学。
　　
　　姥姥心里一定是为自己没读书纠结了一辈子啊。
　　
　　我也劝她：“读书其实也是挺苦的一件事，书念多了，痛苦也就多了。”
　　
　　姥姥说：“书念得多的人比别人多活了好几辈子。念了书就算不出门也哪儿都去得了。两条腿再能走，这一辈子能走多远？认了字看了书想上哪儿跟着书走就行了。”
　　
　　“哎，姥姥，你没念过书怎么那么了解读书人啊？”
　　
　　“咱还不会看吗？俺那地儿没念过书的那些人，岁数一大就像傻子一样，你们这儿的人，那些电视上的干部，多大的岁数都精精神神的，人家肚子里有东西啊！再说了，有苦也不是坏事，苦多了甜就出来了。你吃一块儿桃酥试试，又甜又香，你再吃一斤试试？你就想找块咸菜往嘴里塞。孩子，别怕苦，苦的兄弟就叫甜！”
　　
　　姥姥没念过课本，可一直在念生活中的书。
　　
　　姥姥和季老同是山东人，年龄相差三岁，都差点儿活到一百岁。然而他们走的人生之路完全不同，日子也过得千差万别。
　　
　　有一年去南开大学参加校庆，我在那儿遇上了季老。回来我跟姥姥说：“今天碰见你同学了啊！”姥姥一听就知道我说的是季老，因为姥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同学”。
　　
　　我说：“季老也挺可怜的。这么大岁数的一个老头儿，这么冷的天，里外穿了四件毛衣。不好看不说，关键是多不得劲呀！有的毛衣磨得只剩下线了。四件毛衣的袖子套在一块儿，胳膊都不能打弯儿，季老站在主席台上，胳膊伸着像个稻草人。况且，也不暖和呀！老头儿脸冻得煞白。又不是没钱，买个丝绵袄宽宽松松地穿上又暖和又舒服。”
　　
　　转天姥姥就叫我去买块藏蓝色丝绸，再买一斤二两蚕丝绵，她要给他同学做件棉袄。
　　
　　这回我没逗她，立刻就去了当时的友谊商店，又跑了元隆绸布店，把姥姥要的东西买齐了。只一个星期，姥姥就把棉袄赶制出来，拽断最后一针线，我就给季老送去了。那天我还带了我们山东的水疙瘩咸菜和姥姥蒸的全麦馒头，都是季老最爱吃的。
　　
　　在堆满厚书的小屋子里，季老吃着馒头、咸菜，穿着老乡给他做的丝绵袄，频频点头。我相信老人家激动了，我也有些心酸。多么大的名人，多么大的学者，日子不也就这样吗？我想起姥姥常说的一句话：“不想遭罪的人得遭一辈子罪，想遭罪的人遭半辈子罪就行了。”季老年轻时就奋斗，奋斗了一辈子不也没享多少福吗？福到底是什么？
　　
　　我回来问姥姥。
　　
　　“这么个过法对他可不是遭罪，人家这就是享福。对季老头儿来说，不写书、不看书就是遭罪，守着书睡觉比守着钱睡觉享福。他爱吃咸菜可不是想遭罪。”
　　
　　姥姥以她的针线给大文化人缝着丝绵袄，我相信姥姥是快乐的、得意的。已经多少年不做针线活儿的姥姥手戴顶针，穿针引线依然是那么娴熟。
　　
　　姥姥对季老的关心还是源于我。
　　
　　写出《日子》的时候，季老曾开我的玩笑：“人家倪萍现在也是作家了。”我真是脸红，《日子》不过是一堆废话，季老竟说他也要一本。
　　
　　我心里还是想送去的，问姥姥：“这合适吗？和季老的书比，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书啊。”
　　
　　姥姥说：“要书不丢人，给书也不丢人。没听说哪个大人不让小孩子说话的，有时候小孩子能说出一堆大人的话。”
　　
　　姥姥和我都清楚，季老写的是大书，我写的是小书。我硬着头皮给季老送去了一本《日子》。
　　
　　后来，有一年季老回山东老家官庄给他母亲上坟，我带摄制组跟机采访，顺便把三岁的儿子也带上了——读好书，交高人嘛。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一路上季老都看着窗外，偶尔看看车厢里的人，逗逗孩子，话不多却很温情。你如果不认识他，一定以为这是个地道的乡下老头儿。
　　
　　家，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父母不在了，兄弟不在了，儿孙也不在，回家看谁？可季老依然那么急切地往家奔。
　　
　　我一路也在盼着。
　　
　　离县城只有三十公里的官庄是个挺大的村子，村里有五百多户人家。有电视的人家不到一半儿，大部分还是黑白电视，于是我就被很多老乡误认为縣里来的干部。
　　
　　八月六日是季老的生日，那天清晨我们摄制组是和太阳一起走进官庄的，我们想赶在季老回官庄给父母上坟之前拍拍官庄。一进官庄，我们就知道来迟了，因为官庄那天家家户户都起得很早，六点多钟许多好热闹的小孩子、妇女已经聚集在街头。村庄的街道被人们打扫得一尘不染，虽然是土路、土房子，可会让人觉得这是乡亲们用乡情为季老铺下的一块块最松软、最好的地毯。我被感动了。
　　
　　更让人感动的是，村里许多人不知道季羡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更不知道他如今是什么身份，他对国家有什么贡献，他们只知道他是官庄人。上午八点季老回家了，“家”里有上千人在村口等着他，季老不停地握着每个人的手，嘴里说着什么。
　　
　　季老带着从芝加哥回来的孙子季泓在坟前长跪不起。他和官庄最普通的百姓一样，给爹妈摆上了点心、水果，还有鸡鸭鱼肉。如果二位老人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安慰——他们唯一的儿子，在九十岁时还能回来看望父母。
　　
　　回到北京，我们把季老请到台里的演播厅，做了一期谈话节目《聊天》。季老很少上电视，那时候电视上谈话节目也很少，季老给足我面子，我们说了很多小事、家事。
　　
　　我读过很多遍季老的散文《永久的悔》，每次读，都有一种痛的感觉。
　　
　　我们山东有句老话，说“儿子长得特别像妈”，所以我问季老：“您长得像母亲吗？”
　　
　　没想到，季老说：“不知道，我母亲什么样子我记不清了。”
　　
　　“一张照片都没有？”
　　
　　“没有，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照片？”
　　
　　“我在母亲身边只待到六岁，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特别有一点，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她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
　　
　　在节目现场，我们特意请来濮存昕朗诵了一段季老的《永久的悔》。朗诵结束，所有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我当时真想告诉已经长眠在官庄的季老的母亲，她穷尽一生恐怕也无法想象，自己养育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看了这期节目后，姥姥说：“人哪，该干啥的就得去干啥，季老头儿会写书不会说话，坐那儿像要睡着了。”
　　
　　季老说他母亲长什么样儿他都记不清了，模模糊糊记得，六岁他离开家去济南那天，母亲是倚在门框上的，日后母亲留在他记忆中的永远是这个画面。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过这个家，再也没见着母亲，直到回来为母亲奔丧！
　　
　　他说见到母亲的棺材停在门厅的那一瞬间，他恨不能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而去。如果还有来世，他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些田地。悔呀！
　　
　　那几日姥姥长吁短叹。我问姥姥，如果你是季老的母亲，你有这么一个儿子，你是送他出去读书，还是留他在身边种地？
　　
　　姥姥脱口而出：“送出去呀！天下有两个妈，一个是大妈，一个是小妈。孩子也有两个，干大事的孩子、干小事的孩子。季老头儿的妈是个大妈，孩子也是个干大事的孩子，必定要送出去。”
　　
　　姥姥说的大是伟大，伟大的母亲用更远大的母爱把孩子舍出去为天下做事，不管情愿不情愿，不管自己有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