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善喻。论及理想，扬雄喻之以射：“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确为至论。
　　
　　礼、乐、射、御、书、数，射为六艺之一。在古代，射并非射箭御敌这样简单，它由功用而形而上到修身的高度。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虽然君子之争在射，但更在“礼”，揖让而上场，互礼而下场，然后登堂喝酒。习射与修养密不可分。
　　
　　哲学家王阳明对于“射”，更有超拔的论述：“君子之于射也，内志正，外体直，持弓矢审固，而后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观德。”“志”与“体”，身正与志端，理想与“标的”，在古人“射”的范畴里，是表里相生、虚实相对的。为了论述他的观点，王氏将修德与习射进行了对比，认为它们皆发自于心。心躁，则德必浅，体必斜，视必涣散，气必馁，色必骄矜。一个身斜走神气馁骄傲的人，能射中是极为意外的；如果相反，心端然，则体必正，容必肃，气必舒，视必专注，具备这些，射不中是极为意外的。
　　
　　射之内涵其实在“德”，在心。杨雄以射道喻人生理想，要说明的亦为射向理想靶的看似道路万千，其实发乎心，发乎德。修身、矫思，都是要通向“立义”修德。修身，必修向义；矫思，必矫向义。人生的目标必须为“德”之所肯，修养必须唯德是从，思想必须以德涵养。心正，德厚，目标光明，则“体”必正，“容”必肃，“气”必舒，“视”必专注，则必能射得正，射得远，必能“胜而不张、负而不驰”，必能持久。德的重要由此可见。
　　
　　德与才孰轻孰重，自古就有论辩，但历史证明，德比才更重要。因为德决定着箭矢的目标，决定着实现目标的方式。德才兼备谓之圣，如果不能尽善尽美，则必选择德。德厚，则目标必不害己，必不害人。智伯无德，导致三家分晋，司马光在论及此事时认为这是“才胜德”的结果。有才而无德，祸人害己，南朝宋废帝刘昱是典型代表，他天才绝艳，“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未尝吹篪，执管便韵”。但是他“天性好杀”，喜欢箭射大臣肚脐，十五岁便人死国灭。
　　
　　实现目标的方式有多种，德为正途。神童蔡伯俙三周岁即为太子伴读，才不可谓不高，路径不可谓不捷，但他选择实现目标的方式却令他最终射不远。皇宫门槛高，每出门，蔡伯俙弓身以为桥，以便太子。太子登基，却取另一个神童伴读晏殊为相，原因是治理国家，“无真才不兴”，其实更有言外之意：德之不修。
　　
　　修德与靶的相辅相成。若废帝刘昱自小的教育得当，他的目标必然不会是大臣的肚脐；若他自小的目标不是“好杀，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那么他必会修德。钱学森抛却厚禄一心回国，是德的加持；某青年大肆宣称国外空气香甜，不辞长做他国人，是德之缺失。
　　
　　“德才”的选择往往令人纠结，尤其是为人父母教育子女之时，往往因为更可观、更直接的“唯财是举”“唯贵是举”，而忽略德的涵养和引领，却不知道人生的大弓必須以德修养才能正，人生的内核必须有“德驱动器”才能自正自新，人生的目标必须在德的涵养下、指引下，才能有光明的属性。人生目标之实现，譬如六艺之射，矫思修身，射以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