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母亲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搬到首尔照顾二哥。我和妹妹因为要读高中，只能暂时留在浦项。父母为了筹措在首尔的生活费，把房子和做买卖的用具都卖了，只给我和妹妹准备了一间很小的房间。我们俩一边读书，一边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父母每个月寄来的伙食费根本不够我们吃饱，天天喝稀粥也很难维持一个月。妹妹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央求我：“哥哥，咱们哪怕前10天吃个饱，后20天饿肚子也行啊。”但我知道如果那样做，我们俩一定会饿死。我找来30个纸袋子，把一个月的粮食分成30份，一天就拿出一份，让妹妹去煮粥。直到现在，妹妹见到我还总是苦笑着说：“哥哥当时真残酷，我差点离家出走。”
　　
　　1959年12月，18岁的我和妹妹终于踏上了开往首尔的火车。一路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孤独与迷惘。离开艰难生活了14年的浦项，从今往后，陌生的首尔又将抛给我怎样的面貌？父母似乎还没有在首尔安定下来，贫穷开始纠缠不休。但是，我心里总还期待着首尔能有和浦项不一样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父母在梨泰院的棚户区租了一间小屋子，每天到市场上卖蔬菜，和在浦项时没什么两样。我那时没本钱做买卖，倒是难得地清闲起来。我曾经坐着电车，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到始发站。不知不觉间，我会走到东崇洞､安岩洞､新村这些大学街。看到穿着校服的大学生们来来往往，我的心里忍不住一阵难过。唉，连饭都吃不饱，跑来这里干什么？
　　
　　有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中学时班主任曾经说过，高中毕业证比初中毕业证有用，那么，大学中途退学的话一定比高中毕业还强些吧。要不我就考一次试试。如果考取了大学不去上，不就算是大学中途退学了吗？”
　　
　　在这个想法的鼓动下，我竟然真的着手准备考大学了。我报考了高丽大学商学院。考试日期迫在眉睫，我一边利用有限的时间拼命复习，一边还要到市场上帮父母干活。他们不拦着我参加考试，我已经很感激了。
　　
　　离考试还有一个月时，我开始熬夜复习，用当时流行的安眠药来调节睡眠。但在临考试的前3天，我终于还是病倒了。考试那天，我勉强爬起来进了考场。不管考取与否，能够参加大学考试，我已经心满意足。
　　
　　但是，我竟然考取了。
　　
　　还没高兴多久，我就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至少要上一个学期才能算大学中途退学啊，光是考试合格，没注册是没有用的。”
　　
　　这下糟了，我去哪里找入学的费用呢？这可比考试难多了。就在我想放弃的时候，梨泰院市场的人们帮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凌晨清理垃圾。只要肯卖力地干活，交学费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每天天未亮我就开始忙活起来，把装得满满的垃圾搬到推车上，经过三角地､解放村､普光洞的岔路口，再从美军营地的右侧绕过去，把垃圾倒在指定的空地上。每天我要往返6次，上坡时累得气喘吁吁，下坡时更吃力，也更危险。
　　
　　本来只打算挣够第一学期的学费，没想到靠着这份卖苦力的工作，我顺利地读完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