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齐娅·库菲，阿富汗唯一一位女性国会议长，出生于阿富汗一个偏远的农村，父亲是当地部落的首领。她排行第十九，出生后曾遭到母亲的嫌弃，曝晒于烈日之下，但她顽强地活了下来。她自童年开始便目睹了阿富汗人民的苦难与悲惨，立誓投身政治。面对质疑、诽谤、不公正的政治环境和一次次的暗杀与迫害，她始终坚定地与所有反对力量抗争，也幸运地躲过了一次次死亡的威胁。
　　
　　阿富汗政局动荡，战火纷飞，法齐娅·库菲的父亲在派系斗争的内战中被枪杀，最亲爱的哥哥死于塔利班的反人类杀戮，丈夫无怨无悔地为她死在牢狱之中，而她却因为多次与死亡零距离接触的传奇经历，最终成为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
　　
　　她有一个“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的丈夫和一段凄美至极的爱情。她代表阿富汗最贫穷地区的利益，代表正义的力量。她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充满危险的未知旅程，都无法保证自己能否平安返回，于是她只能在每次出门前给最亲爱的两个女儿留下一封信：如果母亲不在了，请不要悲伤，你们要从信中汲取犹存的力量。
　　
　　尽管生命充满苦痛与辛酸，但这本书里的每一段悲痛的情节都能让人见到希望的阳光。信仰超越了死亡，岁月沉淀了从容，绽放出最夺目的光彩。
　　
　　给女儿们的信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你们还小的时候，我就深切地体会到在阿富汗做个女孩子真难。一个新出生的女孩听到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接生现场的人们对她母亲说的安慰话：“是个女儿。可怜的女儿。”这句话怎么听都不像是一句迎接新生儿的欢迎词。
　　
　　然后，等女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被允许上学。送她去上学？她的家庭够勇敢够富有吗？当她的兄弟长大了，就能代表整个家庭，挣的薪水也可以帮助维持一个家，所以人人都希望让儿子接受教育，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子唯一的前途就是嫁人。她们在经济上对家庭没什么贡献，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根本没必要让她们接受教育。
　　
　　等女孩子到了12岁，亲戚和邻居开始在背后议论为什么她还没嫁人。“有人向她求婚了吗？”“有谁准备娶她了吗？”如果没有人向她提亲，饶舌的人就会说她是个坏女孩。
　　
　　如果家庭成员不理会这种闲言碎语，等女孩子长到16岁，也就是法定结婚年龄，还没给她找到一个婆家；如果让她自由恋爱嫁给某人，或者允许她不听从父母的安排（这是极罕见的），那么她或许还有一丝找到自己幸福的希望。但是，如果这个家庭有经济压力，又被闲言碎语所干扰，他们就会在她还不满15岁的时候把她嫁出去。那个一生下来就听到“是个女儿”的人此刻自己也成了母亲；如果她生的也是女儿，那么她的婴儿听到的第一句话也是“是个女儿”。就这样，一代传一代。
　　
　　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一个文盲妇女生的“女儿”。
　　
　　本来做个普普通通的女孩是我的命运，很可能也是你们的命运。但是，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的姥姥，凭着她的非凡勇气，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她是我心目中的女英雄。
　　
　　挚爱你们的妈妈
　　
　　童年往事
　　
　　我的童年就像山上的黎明一样，金黄金黄的：阳光从帕米尔山脉照射下来，穿越峡谷，爬到我们村庄的土屋屋顶。我对那段时期的记忆已经模糊，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闪即过。屋顶就这样沐浴在橙色的夏日阳光里和白色的冬日大雪中，空气中弥漫着果树散发的芬芳，还有我母亲一头乌黑的长辫子散发的香气，而她满脸的微笑更是为这景色平添了几分亮丽色彩。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库夫峡谷，号称“阿富汗的瑞士”，草木青葱、土地肥沃，峡谷边上长着密集的黄绿色树林，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还有这样浓郁的色彩。我们的房子正对着一条波光粼粼的蓝色河流，远处就是陡峭的山脉，沿着山脉是一排排高大的松树和榆树，刚好长在草木茂盛的岸边。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驴叫声，有切干草的嗖嗖声，有河水的叮咚声，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直到现在，库夫仍然是唯一一个能令我一闭上眼睛就安然入睡的地方。
　　
　　天气暖和时节的傍晚，女人们纷纷来到花园，在桑树底下坐上半个小时——这是一天之中她们唯一放松的时段。每个人都会捎来一小碟吃的，大家坐着聊天，孩子们在一旁玩耍。
　　
　　我真正的童年始于呼利厨房。这个房间墙壁上涂了泥浆，一端有三个柴火炉子，中间有一个大型塔努尔面包炉，另一端是一扇离地面很高的窗户。
　　
　　跟大多数同时代的妇女一样，我母亲一天中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厨房里度过的，打盹、炒菜做饭、照顾孩子。唯有在这个房间里，她拥有绝对的权威。
　　
　　每天夜里，我们展开睡垫，铺在厨房的地板上睡觉。妻子和女儿们没有自己的卧室，只有睡垫。男孩年纪还小的时候，也跟这些女人一起睡，一起生活。等他们长大一些，就会几个人共用一间卧室。母亲会给我们讲故事。首先，她从与家庭有关的故事讲起。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婚姻，讲她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感受，讲从少女时代到为人妻过程中的艰难，因为成婚后要承担起很多责任。讲完这些，她又会跟我们讲起遥远的王后、国王、城堡以及为了荣誉不惜牺牲一切的勇士，我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她还讲爱情故事，也讲大灰狼的故事，吓得我们尖叫。我一边听，一边看着窗外的月亮、星星。我敢肯定，自己看到的是整个天空。
　　
　　我对峡谷那头大山之外的世界毫无概念，也不关心。我只在乎我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们是不可分离的。不知怎的，母亲似乎把从父亲那里失去的爱在之后的岁月里加倍给了我。
　　
　　对于父亲，我没有多少真正清晰的记忆。我依稀记得他常穿着一件白色夏尔瓦克米兹及膝长袍，外套一件褐色羊毛马甲，头戴一顶羔羊皮帽，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放到背后。呼利大宅的屋顶又长又平，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在上面走来走去。从下午开始他便不停地踱步，一直到黄昏也不停歇，边走边思考，手一直放在背后，保持一个姿势不变。
　　
　　即使是少不更事的年纪，我已感觉到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无论他给我们带来多少压力和麻烦，也不管他对我们的打骂有多吓人，我依然对他充满敬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既有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压力，也有政治压力，更有代表阿富汗最贫穷的人们的压力。
　　
　　即使还那么小，我都能感觉到在我们文化对妇女的不公平。我现在还记得那些不受父亲宠爱的妻子们无言的绝望，也记得得宠的妻子们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父亲在走廊里追着母亲打。我飞奔过去，用脚踢父亲，想以此来保护母亲。他伸出一只手拎起我，用力地把我丢到一边。
　　
　　还有一次，父亲在打母亲的时候，狠狠地拔掉了母亲的一绺头发。一周之后，我舅舅来访，按照习俗，他都是跟家里的男人们一起来的，所以我母亲没机会跟他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离开之前，我母亲为他准备了午饭，供他骑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时充饥。她很聪明，巧妙地在包裹里放了那绺被父亲揪下来的头发。我舅舅离开整整一个上午之后，在山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停下来吃午饭时，打开包裹就看到姐姐的头发，他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他纵身上马，策马直往我们家奔来，当面跟我父亲对质。他还向我母亲保证说，只要她想离婚，他们全家人都会支持。
　　
　　这样的家庭支持是罕见的。通常，大多数家人都会叫女人不要抱怨挨打，应该默默忍受。如果受不了婚内暴力逃回娘家，女人的父亲常常会把她送回到毒打她的丈夫那里去。毒打成了婚姻生活里再正常不过的一部分。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见惯了母亲、奶奶或姥姥挨打，所以等她们自己被打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意外。
　　
　　但母亲不同。她跟父母住得近，每年都回去看他们，而且她的兄弟们也都很爱她。我舅舅和她坐在呼利大宅的花园里，对她说，只要她想走，随时都可以跟他离开。在长柄金属勺子的毒打下，她几近绝望。她常常沮丧至极，头疼得几乎要裂开，手也接近残废。每次丈夫娶了新妻子对她而言都是一种羞辱，她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她已经受够了，也认真考虑过离婚。
　　
　　可是她知道，离开父亲也就意味着放弃她至爱的孩子们。她提出想先见见孩子们，然后直盯着孩子们的眼睛和脸。那时，她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多年后她告诉我，当时她在孩子们的眼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她不能就那样扔下孩子们不管，放弃他们来结束自己的困难生活，这样的代价对她未免太大了。
　　
　　于是，她对我舅舅说，要留下来和丈夫孩子们在一起。
　　
　　我还记得姐妹们一个接一个嫁出去时的情形。第一个姐姐出嫁时，男方特地从沙特阿拉伯带来一套嫁妆：精美的服饰、珠宝有好几箱子。那一天，她成了一件重要的商品，一件被用来交易的“珠宝”。那是她生命中唯一一次那么受重视。
　　
　　我还记得嫂子嫁到我家时的情形。当时她才十二岁，跟我现在的女儿莎哈扎德一样大。我哥哥当时十七岁。就是这样的年龄，他们竟然要开始过夫妻生活。这就是女人的生活和命运。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阴谋，将这些女人束缚在沉默和默许中。没有人能够提出非议，也没有人能够改变现状。
　　
　　然而，我却敢于向社会传统发起挑战，敢于挣脱这种束缚，尽管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或许部分原因是我和七太太的儿子恩内亚特关系比较亲密。他只比我大几个月，虽然刚生下来时，我们之间有那么一会儿在竞争谁更受父亲的喜爱，但我们还是很快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兄妹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他调皮，喜欢搞恶作剧，我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知道自己是女孩子，有些事情不好做，就常常让他去代表我做，尤其是一些调皮的事。和我们一起顽皮捣蛋的还有穆基姆，比我大三岁，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我们三个人简直就是三个小火枪手。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是男孩，我只是个女孩，和库夫的其他家庭一样，在我们家，男孩子才是真正受器重的。男孩子的生日可以庆祝，女孩子的就不行，我的姐妹中没有一个人去过学校。女孩都是第二等的，我们的命运就是待在家里等着结婚，然后住到丈夫家去。
　　
　　我还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度和塔拉克”这个词。这是一个常用的贬义词，翻译过来的大致意思是“连个女孩都不如的东西”。当然，我是非常讨厌这样的说法的。有一次，我还不到五岁，一个堂兄说我是度和塔拉克，还命令我给他泡茶。我站了起来，面对满屋子的人，双手叉腰，回答他说：“堂哥，我给你泡茶可以，但以后你再也不能这么叫我了。”在场的人被我的这句话逗得哄堂大笑。
　　
　　我也曾听到父亲亲口对我说这个词，不过也就那么一次。那天，他在花园里组织一场政治集会，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他在树上装了大喇叭，自己对着话筒说话。那是我们小孩子第一次听立体声，所以很好奇，就悄悄潜藏到树边偷听，尽量靠近喇叭而不被发现，但很快我就听得烦了，开始发出吵闹声。当时父亲正在讲话，被我的尖叫声打断了。他停了下来，朝我们转过身，盯着我看。我一下子愣住了，一动不动，仿佛过了好几分钟，接着便听到父亲咆哮：“度和塔拉克！丫头们！走开，你们这群小丫头！”我们拼了命地跑。那之后，我更加怕他，甚至都不想再见到他。几周之后，我甚至还担心他要是看见我一定会生气得想杀了我。
　　
　　在我童年的幻想中，我根本没料到很快被杀的那个人是他，也没料到我的金色童年很快就这样残酷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