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儿
　　
　　如今已经89岁的侯恺，是荣宝斋公私合营后的第一任经理，他也是荣宝斋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经理，一直到1985年离休。
　　
　　头30年，荣宝斋经历了诸多变数。
　　
　　画家米景扬1956年进入荣宝斋工作，从学徒做起，一直做到荣宝斋的副总经理，1998年退休。米景扬特别感谢自己的荣宝斋岁月。即使是在最打击文化单位和知识分子的“反右”和“文革”期间，荣宝斋一直拥有相对宁静的日子。这段日子，成就了他。
　　
　　1957年春夏间，全国先是搞大鸣大放，接着便风向一转，开始“反右派”斗争。当时正在荣宝斋编辑室工作的米景扬记得很清楚，许多书画家如王雪涛、徐燕孙、汪慎生、启功……都被迅速地打成“右派”，他们工作和生活也迅速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他们的周遭也是人心惶惶。
　　
　　但拥有董寿平等诸多书画家的荣宝斋，却一个“右派”都没有。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荣宝斋接下了为北京的十大建筑的美化和布置任务。最著名的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大型壁画《江山如此多娇》。1959年，荣宝斋又代表中国参加联邦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木版水印展厅获得综合金奖。
　　
　　“文革”爆发后不久，北京城几乎其他所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东西，所有认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相符合的东西，都被视为“四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摧毁和破坏：皇家园林、寺庙、孔庙、文化遗迹……
　　
　　荣宝斋再次幸运。一开始，荣宝斋就被红卫兵定为要首先砸掉的“黑画店”，但荣宝斋实际上并没受到冲击，荣宝斋价值连城的资料室、收藏的历代书画、文房四宝都完好无损。
　　
　　1974年，横扫中国美术界的“黑画事件”爆发，丰子恺、林风眠、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黄胄、叶浅予、张乐平、潘天寿、傅抱石、蔡若虹、华君武、罗工柳、张仃……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批判，甚至连在1957年就去世的齐白石，也成了主要的笔伐对象。
　　
　　荣宝斋是这些画家和他们作品经常出入的地方。它不但没有受到冲击，还能时不时地接济自己的一些老友们。
　　
　　绝境
　　
　　侯恺并不觉得荣宝斋是个幸运儿，他坦率地告诉记者，自己走马上任初期，就把刚刚公私合营的荣宝斋新记带入绝境。
　　
　　侯恺出生于山西左权县，15岁就投身抗日烽火，后来考入解放区的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美术，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家出版总署牵头成立了木印科，任科长。
　　
　　荣宝斋最知名的技艺是木板水印，在决定公私合营后，算是行内人的侯恺被委派为总经理。
　　
　　荣宝斋的前身是成立于1672年的松竹斋南纸店——北京琉璃厂一家靠卖各类纸张等文房四宝为生的店子。因为宣纸、徽墨、端砚、湖笔等文房四宝都产于南方，人们习惯把经销这类东西的商店叫南纸店。从松竹斋时期，它的木版刻印技艺就非常有名。乾隆年间，松竹斋到达鼎盛时期，内廷官文用纸、朝廷的考试用纸都专门由松竹斋提供。
　　
　　1894年，松竹斋改名为荣宝斋。
　　
　　荣宝斋虽然后来经营有方，一跃成为琉璃厂最大的南纸店。鲁迅、郑振铎委托荣宝斋用木版水印印制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更是让荣宝斋声名远播。
　　
　　不过，战争毁掉了一切。内战开始后，在琉璃厂经营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店纷纷倒闭关张，到了1948年初，已经寥寥无几。荣宝斋从1947年开始就开始开不出年终红利，到了1949年已经负债累累，山穷水尽了。
　　
　　1950年公私合营时，侯恺盘点了荣宝斋的家底：“存货纯属旧存滞销的陈底货，连破痰盂烂板凳都带上，总共折合现币也不到八千元。”
　　
　　不仅如此，侯恺对荣宝斋原有的那一套很不感冒，无论是经营的书画文玩，还是店堂的布置，他都觉得别扭，“太不革命”了。
　　
　　于是，他动员职工重新布置当时的门市：在柜台的一端摆上列宁的半身石膏像，另一端则放上毛主席像；在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由他亲自绘制的马、恩、列、斯、毛和高尔基、鲁迅的头像；原先门市的墙上挂满了名人字画，以齐白石的花卉为多，他要求全部换上领袖像、连环画和新画册。
　　
　　对于柜台和橱子里摆放的书画、文房四宝等物品，侯恺也不高兴：“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于是，廉价的文化用品、文具、新年画、人民画报、苏联画报、连环画、小人书取代了老古董。荣宝斋看上去一派新气象。
　　
　　侯恺认为，新记当然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经营的项目要和人们生活实际需要相符合。过去那些诗笺信笺、条屏字画，工农大众根本不欣赏，也因价格昂贵欣赏不起，对新民主主义教育起不到任何作用，不应该再经营。
　　
　　令侯恺始料未及的是，荣宝斋新记却没能因此新生：小人书到了孩子们手里要么很快就成为一堆烂纸，要么大量丢失，其他很多“新”商品也丢失严重；新记不再有任何经营特点和优势，员工的特长和优势也施展不出来，怨声载道，经济上进一步陷入困顿。
　　
　　到后来，荣宝斋新记连员工日常伙食都无法保证，只得采取集体伙食制。大家每天都只能吃着一点切面条和一锅小米饭度日，连烧饭的煤都只能一块两块地买。
　　
　　其实，新记开张那天，侯恺已经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一些文化人慕名到荣宝斋参观。多数人对荣宝斋经营的内容都不太满意。老舍就对陪同参观的侯恺说：“我看这不像个文化老店，很像个杂货铺，就缺油盐酱醋茶了。”
　　
　　老舍这番不冷不热的话，让侯恺脸直发烧。员工背地里开始说一腔革命热情的侯恺，就是个“山沟里爬出的土包子，什么都不懂”。
　　
　　侯恺开始对自己的经营方针和内容产生了怀疑。下班之后，他经常带着一身的疲惫，跑到冷清的天坛祈年殿前的石板甬道上躺着，望着天冥思苦想。华君武等朋友们知道他的这一窘相之后，戏称天坛前的甬道石板为“侯恺发愁处”。
　　
　　侯恺描述28岁的自己，成天面容憔悴，头发也愁成花白，俨然一个老气横秋的小老头。
　　
　　远离群众的好处
　　
　　革命军人出身的侯恺，不允许进入新社会的荣宝斋在自己手里垮掉。
　　
　　侯恺当时的搭档是私方派出的代表、副经理王仁山。王仁山从1926年就是荣宝斋的掌柜。在王仁山手下，荣宝斋曾经非常辉煌，拥有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多家分号。
　　
　　在和王仁山多次交流后，侯恺决定放弃自己那套经营理念。他意识到，要想让荣宝斋继续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学习荣宝斋过去的经营理念，继承、保留、发扬民族传统文化。
　　
　　分管荣宝斋的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萨空了也认同侯恺的办店方针——保留、继承、发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木版水印技法，复制富有民族风格的书画，同时经营一些历代书画艺术品，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外增进国际文化交流。
　　
　　想通之后，看到进价只有几块甚至几十块的字画被卖到几千几万块时，侯恺也变得十分坦然了。这不是投机倒把，价格是国家定的，卖画的收入绝大部分都是要上交国库的，荣宝斋这就是在为工农大众服务，只不过这种服务是间接的。
　　
　　从建国初期，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来荣宝斋买木版水印和字画、文房四宝的，以外国人和国内的高级知识分子、领导人居多。普通老百姓很少踏足。侯恺感叹：“普通老百姓，能吃饱饭就不错了，谁有闲情雅致到你这里来买什么画哟。”
　　
　　那时候，很多人都已经淡忘了西琉璃厂的荣宝斋，连自小爱画的米景扬也只是在1954年初冬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荣宝斋这个名字。
　　
　　普通人对荣宝斋的不太关注，也成全了它。
　　
　　保护者
　　
　　“文革”开始后，“军宣队”入住荣宝斋，荣宝斋被迫改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1971年，“军宣队”干脆宣布撤销荣宝斋。
　　
　　很快，总理周恩来在当年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到了荣宝斋，他建议将其保留下来。
　　
　　在周恩来看来，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是一门很好的技术，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力。他还曾对有关人士表示，荣宝斋给毛主席印制的送给外国元首的贺年片很好，主席很满意。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很清楚荣宝斋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价值。1952年，由新中国召集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性的大型会议——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举办。在这次会议中，荣宝斋被指定为与会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及工作人员制作包括《十竹斋笺谱》、《齐白石画集》、《中国剪纸》、《敦煌壁画选》等木版水印的礼物。
　　
　　荣宝斋准备的礼物，果然受到外国友人的高度评价和热情追捧。
　　
　　从此，荣宝斋成为指定的“涉外单位”，前来参观和购物的外宾和海外华人络绎不绝。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出版物也开始出口。
　　
　　一些高级官员对字画的喜爱，也帮助了荣宝斋保全自己。
　　
　　侯恺在任的时候，荣宝斋晚上也必须要开门，因为很多领导人下了班之后，就喜欢跑到荣宝斋来。像邓拓，只要有空，晚上下班，也必然要到荣宝斋“报到”，又是写字，又是赏画，经常一待就到半夜。
　　
　　有一次，荣宝斋收购了一幅清代画家杨涵的《竹子》，但对杨涵这个人，负责收购的人了解并不多。康生知道后，专门来荣宝斋看了画。回去后，他亲自为杨涵写了个小传，又上门交给了荣宝斋。
　　
　　高级官员对荣宝斋字画古玩的喜爱，也让荣宝斋人腰杆子硬了不少。
　　
　　“反右”时，侯恺压根就不理那些来抓“右派”的人，“我做党政一把手这么多年，自己单位的情况还不了解？没有就没有！”
　　
　　“文革”时，荣宝斋被批不为工农兵服务，一个工人站出来反驳，伟大领袖毛主席用的信封、信纸以及送给外国元首的贺年卡就是荣宝斋印的，为毛主席服务难道不是为工农兵服务？
　　
　　“绝大多数人都经历了解放前的风雨飘摇，好不容易有个安稳的环境，能静下心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谁愿意乱呢？”侯恺说。
　　
　　“文革”结束后，荣宝斋“到底该为谁服务”的命题彻底消失了。这个经营古玩字画的老店，抛掉了一切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