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合法了。这时候，国内提倡以土抵洋，咸丰同治年间，各地广泛种植罂粟，与英国进行“鸦片战”。土药种植面积急剧扩大，1870年后土药总产量已经超过进口的洋药数量，吸食鸦片者的人数急剧增长。
　　
　　既然合法了，也就可以收税了。鸦片虽然不利于国民健康，但利于政府收入。进口的洋药，每年的税厘收入600万两银子，国产的土药的种种税捐，大概在2000余万两之上。这样的收入使任何禁烟的主张都不合时宜。驻英公使郭嵩焘于1877年连上两疏请求清廷禁烟，地方大员刘坤一就说，这个建议万不能行，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哪有禁烟之后还收税厘的道理。这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显然，郭嵩焘不当家不知米贵，而从事实际工作的刘坤一更清楚禁绝鸦片后收入减少带来的麻烦。
　　
　　到了清末，清朝对于鸦片的依赖更是严重，如同得了鸦片瘾。当时的新政、海军、警政、办学等等的经费中都有鸦片税收的成分。湖北枪炮厂的日常经费进账中有30％来自鸦片税，为慈禧庆寿的颐和园的建设资金也有鸦片税。20世纪初，对外庚子赔款、对内举行新政，清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日本人研究后认为，清国岁入6种税收中，5项没有增加的空间，只有鸦片税还有潜力可挖。增加土药税成为当时解决财政危机的不二之选，内地18个省中，有15个省就打土药税的主意。说起来鸦片税的用处真是太多了。
　　
　　当时的进口鸦片税归中央，土药税厘归地方，因此，在围绕土药捐税方面，地方和朝廷就进行了一轮轮的博弈。中央想拿走那一块肥肉，而地方想尽办法予以抵制。在实行土膏统捐的时候，一些地方大员还想到了鸦片专卖，就是说，要像食盐一样由国家垄断鸦片、垄断价格、实行专卖。为此清廷还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鸦片专卖制度和效果。人们计算后认为，仅仅进口的洋药，专卖收益每年就可达3000万两。土药产量十几倍于洋药，专卖利益不可限量。1902年，法国人曾经希望包办中国鸦片专卖，代价是2000万两；德国人也在打承包鸦片专卖的主意。地方政府也想到专卖的好处，大力鼓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就国产鸦片的税捐讨价还价的时候，要求禁烟的声音也日趋强大。鸦片上瘾对国民健康的损害，中国人被讥为东亚病夫给人们造成的民族自尊心的创伤，等等原因，使得清政府中的一些人士和社会舆论强烈反对鸦片。美国等国际社会也宣传禁绝鸦片，给清政府增加压力。就连输出鸦片的英国，其《泰晤士报》也对中国的禁烟运动表示支持。有识之士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社会，非禁止鸦片不可。甚至有舆论认为禁绝鸦片是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而当时清朝政府正在向国际社会作出实行宪政、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和努力，万国禁烟会也将于1909年在上海举行。受到内外压力的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痛下决心，要求全面禁烟。
　　
　　清廷本来已经对于鸦片依赖日深、严重上瘾，他们没有想到禁绝鸦片一定会使清廷毒瘾发作而痛苦万端。
　　
　　禁绝鸦片，清廷本来要求期限9年，但各地都有急躁心理，纷纷把期限缩短为3年。鸦片税收占清廷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清廷于是出台新的举措予以弥补。
　　
　　清政府决定引进西方的印花税。但1909年全面实施后，收上来的很少；清廷又实行盐斤加价，就是食盐涨价。有的地方一斤加2文（一文钱大概相当于今天两三毛钱的购买力），有的地方一斤加4文。后来终于失控，有的地方实际加价到106文，有些地方的盐价涨价十几二十倍，终于逼得穷人吃不起盐。盐斤加价得到500万两的收入，但是仍不能弥补亏空。
　　
　　清政府失去财政收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禁烟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官府强力铲除曾经是官府大力提倡种植的烟农的罂粟，结果激起民变。官府又采取血腥武力镇压的立场，大量靠贩运鸦片谋生的各类商人甚至官员也受到严重影响，他们也加入到抗议者之中。
　　
　　禁绝鸦片本来是一件大好事，没有想到却让清政府引火烧身。民国年间成书的《涪陵县续修涪陵志》认为，清末新政后，海关痛失鸦片税厘，左支右绌，加速了清王朝的垮塌。这种见解或许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