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还没有读完小学，就跟着父亲举家搬迁到了美国。进入中学后，我开始叛逆，变成了一个让老师头痛的孩子：调皮、厌学、爱做白日梦，每天憧憬的就是变成一个像舒马赫那样的赛车手。所以，我的成绩很糟糕，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雷打不动的“C”，这让教过我的老师都无计可施。
　　
　　刘墉终于忍不住找我谈话了，在我12岁之后，我可以直呼他的名字。
　　
　　他先是冲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个笑容在我看来很阴险。他对我说：“你的老师告诉我，你现在整天梦想着当赛车手，变得不爱学习了，对吗？”
　　
　　“是的。”我感觉他的话里有一些鄙视的成分，这是对一个14岁少年的尊严的莫大侮辱。我有点挑衅地说：“舒马赫是我的偶像，他像我这么大时成绩也很糟糕，他还考过零分，现在不照样当了世界顶级赛车手？”
　　
　　刘墉突然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考了零分，当了赛车手。可是，你从来就没有考过零分啊，每次都是‘C’。”说完，他的手从背后亮出来，冲我扬了扬手中那张成绩单。
　　
　　他竟然笑话我没有考过零分？我咽了一口唾液，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声音：“那么，你希望我考个零分给你看看吗？”他往椅子背上一靠，笑了：“好啊，你这个主意很不错！那就让我们打个赌吧，你要是考了零分，那么以后你的学业一切自便，我绝不干涉；可是，你一天没有考到零分，就必须服从我的管理，按照我的规定去好好学习。如何？”
　　
　　我们很认真地击掌为盟，我在心里已经开始窃笑不已了，我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天底下最可爱也最愚蠢的父亲。
　　
　　“但是，既然是‘考’，那就得遵守必要的考试规则：试卷必须答完，不能一字不填交白卷，也不能留着题目不答，更不能离场逃脱，如果那样的话即视为违约，好不好？”这还不简单？我不假思索地答道：“没问题！”
　　
　　很快便迎来了考试。发下试卷后，我快速地填好自己的名字，开始答卷。反正这些该死的试题我平时就有五分之三不会，考个零分不是什么难题吧？
　　
　　第一题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美国人民反击纳粹的时任总统是谁？下面有三个备选答案：卡特、罗斯福、艾森豪威尔。我知道是罗斯福，却故意在答题卡上涂下了艾森豪威尔的名字。
　　
　　接下来的几道题都是如此。可毕竟试题是按先易后难的原则出的，试题的难度不断增加，甚至很陌生。在做后面的题时，我并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答案，所以答题时就开始犯难；但按照约定，我又不能空着不答，最后我只能硬着头皮，像以往那样乱蒙一通。
　　
　　走出考场，我忽然发现自己手心里竟然出了汗。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考零分也很难！我的心情开始沮丧，因为我觉得自己极可能在乱蒙的时候蒙到了正确答案，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考不了零分了。
　　
　　很快又迎来了第二次考试……结局还是一样，又是“C”！第三次、第四次……我一次又一次地向零分冲刺。为了早日考到零分，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努力学习。然后，我开始发现自己有把握做错的题越来越多。换句话说，我会做的题越来越多。
　　
　　一年后，我成功地考到了第一个零分！也就是说，试卷上所有的题目我都会做，每一题我都能判断出哪个答案正确，哪个答案是错误的。刘墉那天很高兴，亲自下厨房做了一桌菜，端起酒杯大声宣布：“刘轩，祝贺你，终于考到了零分！”他冲我眨眨眼，加了一句话：“有能力考到A的学生，才有本事考出零分。这个道理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不过我是早就计划好了，你被我耍了，哈哈哈……”
　　
　　的确，我承认我被刘墉——我的爸爸耍了。在这个赌局中，其实我的一举一动，都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可是，把考满分的要求换成考零分，我就觉得容易接受得多，并且愿意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努力。
　　
　　后来，我考上了哈佛，读完硕士读博士，译了书写了书，拿了音乐奖，得了表演奖。似乎在18岁以后，我就再也不去想做舒马赫第二了，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做到刘轩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