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乡里对考生的种种资助
　　
　　每个家族都希望本族子弟中多出有功名之人，并在仕途上有建树，一是可以光宗耀祖，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个家族都能不同程度地沾光。
　　
　　科举时代，很多有文化传统的家族，为了扶持本家族的贫穷子弟有机会读书应考登仕途，设有义塾和义田，这甚至被看成是家族祠堂的责任和义务。
　　
　　譬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义庄“范义庄”，是北宋名人范仲淹于1049年购置千亩义田创立的，作为宗族公产用以周济族人，并开办了义学。到其子范纯仁的时候，再为义庄置田千亩“以供族众滋大”，除了办义学，还资助、奖励族中贫寒子弟科考。1065年，范纯仁将办理义庄的事上奏朝廷，得到中央政府的赞赏。
　　
　　清代的很多宗族都有资助、奖励本族子弟科考的规定。如《毗陵唐氏宗谱·宗规》规定：族中子弟参加乡试给路费银二两，中了举人给贺银六两；到京城会试给路费银十二两，考中进士给贺银十两。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钱款。
　　
　　同时，清代民间有“义塾田”的专款资助族中贫寒子弟读书科考，特称为“书田”、“资读田”，或者“宾兴田”。俞樾的《春在堂杂文四编》记载，永康人应敏斋官至布政使，退休后，买了二百亩田帮助本家族的贫寒子弟读书考科举，称之为“永康宾兴田”。这在清代很流行。
　　
　　明清时期，地方士绅还创立了民间集资助学的形式，叫“宾兴会”，专门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它对于扩大古代“养士”范围、化解社会一部分文人之间的贫富矛盾起到了一定作用。
　　
　　亲友对于考生的资助，更是常有之事。宋代吴处厚的《青箱杂记》记载了一个很“别致”的资助方式。北宋邵武人龚国隆要去京城参加考试，路程长，家里穷，没有那么多路费。巧的是他的伯父是个小京官，正好手头有些“驿券”（当时官路上公家旅店里乘用车马、使用夫役的消费券），就都送给了侄儿。龚国隆就这么一路走一路食宿于“国营饭店”，到京师参加了“高考”。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一个读书士子的脱颖而出，往往凝聚了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甚至整个乡里的心血和资助。
　　
　　政府对考生的优待政策
　　
　　在古代，因为考生都有可能成为国家栋梁，所以，政府相当优待。汉代贤良方正科的考试选拔，地位最高，由皇帝临时下诏、各行政长官推荐已仕官吏或平民百姓参加考试，考生由公家车马接送。
　　
　　《史记·东方朔传》中记载：“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接送考生，这是汉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优待，历朝历代多多少少都有优待考生的措施。
　　
　　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与盘费。”即进京应试的举人考生的路费，由地方财政支付，路费多少，因路程远近而不同。如广东琼州府最多，每名举人考生给三十两白银；山东最少，每名考生只有一两；其余地区，三两至二十两不等。
　　
　　另外还规定，云南、贵州和新疆的应试举人，除了每人发给白银三两之外，还发给火牌，凭牌供给驿马一匹，车上插一面“礼部会试”黄布旗。这样，应试举人在赶考路上既有钱用，还有专车可坐，相当拉风。
　　
　　据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记载，清代考生“欲取秀才”参加县考时共考5场，层层筛选，参加第5场的考生，县官要准备饭菜、点心款待，名之为“吃终场饭”。
　　
　　作为科举考试制科的一种，还有叫博学宏词科的，唐朝开元年间始设，清代改为博学鸿词，所试为诗、赋、论、经、史、制、策等，不限秀才举人资格，不论已仕、未仕，凡是督抚推荐的考生，都到北京参加考试，考取后就可以当官。在清代，只进行了两次，一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一是乾隆元年（1736年）。
　　
　　国家格外优待博学鸿词科考生。据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记载，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考试“最为盛典”，考生是由朝廷三品以上的高官，以及地方省级官员推荐的，考官由康熙皇帝亲自担任。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规格极高。
　　
　　“嗣内外荐举到京者五十九人，户部给与食用。”就是说，这些考生吃的、用的，以及路费都由国家出钱埋单，而且，“先行赐宴，后方给卷”。吃饱了再考试！考完之后，合格的立即授予官职；没考取的，政府安排车马好吃好喝地送回家。这样的待遇，哪个考生不梦寐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