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代，我的历史老师姓李，30岁左右，中等个子，苍白而又消瘦。李老师总是独来独往，背一个巨大的书包，透着郁郁寡欢和怀才不遇。大家取了那个“木”字，称他为“铁臂阿童木”。

　　平日里，李老师沉默寡言，但在课堂上，他口才奇好。干巴巴的教案经由他的口，竟变成了活灵活现的历史故事。就这样，讲课的人不用讲稿和提纲，话题拈之即来：听课的人免去抄笔记之苦。听得痴痴入神。只要李老师的课，45分钟稍纵即逝。因为李老师，学习和听课在我看来，第一次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快乐。

　　然而对于高考的学生，历史课本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束缚。就连李老师也不得不回归书本，开始在课堂上分析历年的高考试卷。他再也不讲故事了，相反，只要一张嘴，便是“义和团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部分”之类的标准化答案。

　　只是此后的李老师。手上、身上落满了白蒙蒙的、粒粒屑屑的粉笔灰，越发显得落寞。

　　很快，传来了李老师要报考北师大研究生但学校就是不肯放人的消息。还听说。李老师想考研究生，居然是因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关于李老师的一切，开始在同学中传颂，它满足了一群高中生对才子佳人和琼瑶式爱情的全部幻想。

　　而此时，班里一位女同学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从高三的某一天开始，但凡李老师提问，这位其他课上从不主动回答的女同学一定会高高举手。终于有一天，李老师叫了她的名字，说：“你来回答。”

　　女同学为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她站起来，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用蚊子一样细弱的声音挤出一句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是……只是想听你叫我的名字。”

　　教室里一片哗然，李老师原本就缺乏血色的脸颊也由自变红，又由红变白。 从此，李老师不再神态自若，讲课时要么目光空洞，要么窘迫地低着头，假装看课本。

　　据说她还曾冒着酷暑，每天到公交车站，等李老师下班一同坐车，甚至夜深了，还守候在李老师家楼下。

　　庆幸的是，她没有被扣上“早恋”或者其他更恶劣的帽子。在学校老师多次找她谈话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人大附中的校园很美，东西教学楼都有着古老而厚重的红砖墙，两幢楼中间，是一片草木葱茏的小花园。树影婆娑间，总有同学三三两两藏在树林里，躺在草坪上，谈生活，谈理想，谈学习，当然，还要谈恋爱。

　　而那片花园。也构成了青春记忆里最美好的背景。日后，我曾经不止一次回到那里，也曾经不止一次地猜想，不知道李老师和其他许许多多的老师们会不会在电视里看到，他们的学生对于人大附中的种种依恋和怀念。

　　毕业十几年了，我再没回去探望过李老师。断断续续听说他后来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场真正的师生恋，如今已经修得正果，结婚生子。而且，据说李老师也安心扎根附中，成了全国历史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