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那些告别福利制度的行业一样，如今住宅产业甚至已经成为最时髦的行业，它比其他行业更彻底地皈依了市场原则。比起五六十年代那个住宅紧缺时代，我们对自己居住的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对根植于内心的对居住环境和品质最隐秘的欲望有了更多的释放渠道。然而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对房子的设计和生产之中，也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到对“天人合一”、温情脉脉的既往居住方式无限的追忆里去。人们开始反思这场60年来快乐与痛苦交织的居住变迁史：是居住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居住？
　　
　　被规制的居住
　　
　　赵景昭在四合院住了两年后，1959年，搬进了同样是他父亲从邮政系统分得的一套住房，在北京三里屯附近。这种被称为“二型住宅”的单元房是赵景昭后来所供职的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的第一批住宅通用图，也曾是很多早期享受福利分房的人共同的记忆符号。
　　
　　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住宅的标准化时代。“标准化”的一层含义是替代传统建筑方式的“工业化”批量生产模式，它意味着新的技术——对于向现代化发展的中国，这当然令政府和人民兴奋。而对多数人而言，更为真实的含义还是另外两个方面，赵景昭说：“一是中国人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临住房的紧缺和拥挤时代，因为‘工业化’的出现也是人口剧增和住宅需求量急增下的应对，二是，当中国人享受着只需微薄付出就可获得一套福利分房的同时，也将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给你什么你就只有要什么’。”赵说，对于习惯于农业社会形态下舒适和缓慢居住方式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并承受理想和现实的居住尴尬。
　　
　　对于刚刚搬出四合院的赵景昭来说，1959年的居住变迁是无比尴尬的。“所谓‘二型’住宅，那套图纸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设计的，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人口压力这个问题，所以房型设计还是很大，单元平面一种为五开间一梯二户，每户3～4个居室，平均建筑面积是98。88平方米，另一种为一梯三户，每户为两个居室，平均面积是62。92平方米，我们家住的单元房是后一种类型。”赵景昭说，“相比较后来的住宅，这相当奢侈，设计总体来说是很合理的。”“但国家计委1957年颁布的《住宅经济指标的几项规定》里写明，每户的居住面积不得超过18平方米，这样，62。92平方米的房子不可能允许只有我们一家人住在里面，必须要两家合住一个单元。”
　　
　　合用一个厕所在当时的居住条件下是司空见惯的事，居住的私密性当然就变成集体的敞开性。赵景昭说，这种房子是四层砖混结构，苏式密排木屋架坡顶，楼板为30厘米厚的预制混凝土方孔板，楼板和墙体都薄，隔音效果很不好，“隔壁有两个小男孩，淘气得不得了，三天两头哭闹还不算，经常用钉子在两家共用的墙上敲一个洞，小孩子好奇心重，好想看看对家在干什么，我母亲发现了，就拿面团塞住，过两天又被捅掉了，就再塞”。
　　
　　“标准化”最直接的动力是满足解放后日益膨胀的人口与随之膨胀的住房需求。北京建筑设计标准化办公室主任林晨说，要在有限的空间安排下尽可能多的人。这样的居住现实和居住的空间背景有点类似解放前的上海——那种闲适生活其实在现代化面前变得特别脆弱，与北京相比较，上海其实早就形成了普通市民居住的集约化。
　　
　　同样是在1949年到北京参加工作的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1921年到1948年在上海的石库门渡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上海的租界被洋人和富人居住，普通老百姓都挤到了石库门这些民居里，尽管那时整体上的人口远没有达到后来的压力，但这种人为的空间分割在事实上造成和后来其他城市因人口膨胀所形成的相似局面。”张敬淦亲历了上海老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的时代，他说，“石库门的老房子倒是很好找，一排从头上第一家是1号，排到20号，就开始叫20弄，每条弄里面至少要住二三十户人家，多的要住上百户人家，真是鸡犬之声相闻，每家的院子进去有一个狭长的小天井，也分正房和东西厢房，但空间利用率非常高。”张敬淦回忆，他们家正房后面是一个通向二楼的楼梯，在一楼半的地方有个朝北很窄很小的“亭子间”，一层和二层之间还有一个阁楼，就是在楼梯上开个门，后来加住进来一户人家，又在二层也搭了一个阁楼，“亭子间”的下面还开了一个房间，“这些在原本现有空间下多隔出的空间甚至多的时候要有一家人住在里面，有的房间拿布帘隔开，分两家住。”他说，“一家人所有的活动都在一个房间里完成，根本没有任何私密性可言，上厕所也在房间里，不过就是找一个隐蔽点的地方，拿布帘子遮一下。所以家与家之前的干扰也相当大，张家吵架李家听得一清二楚，碰到关系差一点的院子，家庭私事很容易变成街谈巷议四处传播。龙骨铺的地板本身就不隔音，加上空间被尽可能地缩小，楼上一点点走动楼下听得清清楚楚。”张敬淦笑着说，这种居住状况可能也是造成上海人斤斤计较的原因，“比如，楼梯间是黑间，要安灯泡，不是一个灯用电大家摊，而是一家一根电线一个灯，谁家用开谁家的，用完了下楼再关掉，如果开了别家的灯也是容易引起纠纷的”。“人多住房紧这种矛盾就很难避免”。
　　
　　赵景昭说，1959年前后住宅建设时代的原则是“谈适用，不谈舒适”，要求“住得下，分得开”，“这家人能住下了，如果这家有个女儿长大了，要能分得开，所以当时的房型以最紧凑的2室户为主”。
　　
　　这两条原则也成为“工业化标准”里的“社会标准”被推诸广之。“许多人的居住问题得到了及时的满足。”林晨说，但也相应失去了中国人传统居住中的很多“舒适性”因素，“‘标准化’强调减少‘构件规格’，所以当时的一批住宅只用了3。2米一种开间，6米一种进深，1959年根据北京总体规划的每人居住面积9平方米的住宅指标，我们设计了八种住宅的平面方案，编制了39套组合体，大部分是四层砖混结构，比较流行的五开间三户主导了国内住宅很长时间的设计格局，但这种以个人面积底线为前提的设计带来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是中间单元没有穿堂风，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民居最不能容忍的地方”。
　　
　　被怀念的老房子
　　
　　北京首席中式住宅“观唐”的老板、清华紫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大龙说，“四合院一家住就叫豪宅，10家住就叫大杂院”。
　　
　　照这样来划分，张敬淦出生时的老房子肯定属于前者。他说他关于中国传统居住的记忆都来自那里。张的祖上是杭州知府，在当时的松江府（现在上海市的松江区）置了一些田产，盖了幢大宅院，“是典型的江南民居，七开间，十几进”。张敬淦说，在功能上和北京的大四合院基本相同，进大门后便是第一道院子，南面有一排朝北的房屋，类似于四合院的倒座，通常作为宾客、男仆居住，或书塾，或杂间，自此向前经过二道门才进到正院，院子里是很大的一棵桂花树。过了院子是厅，厅又分正厅、餐厅和会客厅。二进三进之间也是一个很大的门，相当于四合院里垂花门的作用，是内宅与外宅（前院）的分界线，这道门起屏障作用，保证内宅的隐蔽性。从边上可以上二楼。最后是一个竹园子。
　　
　　“我母亲是新时代妇女，上学校，学的是养蚕，就在院子里种了不少桑树，每年都盼着打甜桑葚吃。邻居家的小孩也到院子里来玩，打下的桑葚不洗就吃，弄得一嘴紫色。”张敬淦离开老家快60年，讲起这些老房子里的童年还充满着向往。
　　
　　“从祖上开始，这套祖宅就由长房系统来管理，到我父亲手里，他复旦毕业后到上海做中学教员，很长有时间委托别人代管家业。”张敬淦说，可是一解放，问题就来了，这么大的房产怎么定性，“1949年，我到北京工作，参加革命，要填表，家庭成分不知道怎么填，后来专门有人去老家调查，因为我父母当时的工作都还有不低的薪水，结论是我们出租房屋和地租收入占我们家总收入的5%到6%，算不上地主，这套祖宅才逃过了被没收充公的命运。”“最后我家庭成分填的是自由职业，个人成分是学生。”
　　
　　来北京前，张敬淦在上海念书，就住进了石库门，只有暑假才会回老家，“简直是两个世界”，张说，“上海那么拥挤，狭小，一回老家，大得不得了，甚至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房子，居住对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分裂的。”“房子和命运一样，都是被规制好的”，他说，让他备感怀念的是有院子有竹园的老房子永远没有办法迁置上海，也没有办法迁置北京。
　　
　　不光如此。当他从上海到了北京之后，好的居住同样是个奢侈的愿望，并且这个大城市也正在为他这样的新进人口的居住问题头疼不已。
　　
　　被“挤爆”的四合院
　　
　　丁艾家的四合院为什么要换地砖？就因为本来隔潮很好的家里到雨季渗水渗得厉害，查了一圈才弄明白是那个“气眼”被堵住了，她说，“当时四合院的住户越挤越多，每家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就都借院子的后墙加盖屋子，屋子的地基原本比院子高，他们要加，就要做一个和台阶一样高的地基，这一来，‘气眼’就被堵在里面了”。
　　
　　丁艾家的四合院在50年代成了大杂院，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口人挤在这原本给一家人住的院子里。丁艾说，住在东厢四间房的一家三代人，奶奶、儿子、儿媳、还有6个小孩，“堵住‘气眼’的房子就是他们家盖的，因为四间屋实在住不下了”。
　　
　　丁艾的家可能还不算拥挤的。到80年代末北京危改试点工程开始，一些四合院居住的拥挤程度，当年参加危改工程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住宅设计研究所原主任、建筑师黄汇回忆说，“当时城规控制建筑高度限四层，容积率限1。15，而拆迁小后仓胡同，人口居住密度之高，以至于如果把可能建造的全部住宅都还给原住户，每户平均也仅能得到46平方米，当时一般职工分配住房的标准为平均每户56平方米，而这些四合院住户每户的人口都在十来个人左右，你说这个胡同里的四合院在漫长的二三十年里一直挤着多少人？”
　　
　　丁艾说，和她家一样，四合院的拥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次挤进居民的历史时期，1949到1953年为第一次，当时是大量的进京军队及军队家属、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土地革命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还有就是灾荒与水荒中的难民。1957年“经租”政策出来后，胡同内的独门独院很多都变成大杂院，因为消灭房产私有，私房主被要求交出11到12间自留房之外的房屋，给那些贫苦的无房人口居住。到了“文革”，房管局接收了所有私房，很多军代表与工人阶层住进了胡同，四合院的人口压力又陡然增加。
　　
　　宁静而中国式的四合院生活被打破，不光是丁艾这些从胡同里长大的人居住岁月中的疼痛，也是这个国家和城市发展中转型的阵痛。更重要的还是发展中的问题。张敬淦说，1953年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实当年计划生育的压力还不是很大，完全是由迁移人口带来的。北京成立了新部委，每个部委下面成立的机构，都要从外地大批调集人才，引进人才的条件首先是要解决居住问题”。“就地盖房已经开始，但毕竟需要一个周期，于是旧城的四合院就成了用人单位的一个不二选择。”张敬淦就是这批最早调入北京的技术人员之一。他与同他一起从上海来北京的同事住在单位给的宿舍里，两个人一间房，十二三平方米一间，就是在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四合院，“这所四合院的门面是一个大当铺，我们住的是厢房，当铺叫‘永存当’，我们当时几个人开玩笑说，‘我们要被永存’了，这辈子出不去了”。
　　
　　四合院的压力在接下来的几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到了要被“挤爆”的程度。涌入北京的人口还在持续增长。赵景昭说，建国以前，老北京城1350万平方米住宅住了不到100万人，现在一个区都要60万人。“从七八十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规划曾经做过6次书面的指示和批复，其中对北京城市人口明确规定的就有两次，最初规定市区人口控制在400万左右，但结果看，北京的每一次人口控制都失效了，为什么？”张敬淦说，“建国后，北京开始在老城里搞工厂，准备把它从消费型的城市转向生产型城市，各种工业项目不加选择、不加限制地纷纷上马。北京原有的工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在相当长的阶段只采取了加法而不是加减法并用，就是主要发展薄弱的产业，同时并未压缩应当压缩的产业，所以工业规模不但没有控制住，甚至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而且重工业在继续发展。北京过去搞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老三件不行了，上新三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关键是，人来了，住房从哪里来？”
　　
　　在张敬淦看来，许多城市犯了这种发展中的通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急于发展，引起诸多后遗症。中国人的居住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他说，四合院见缝插针建小工厂，并开始安置更多居民进入，有些房管所为了往院子里多安置人，就在后跨院里修建排房，现在看到的青砖红砖，上面是平瓦的，都是那时搭盖起来的。“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城内的问题就是市政欠债越来越多，电力电信与上水基本解决，但下水还是使用着清末与民国的设施，没有下水系统，都用渗井，就是挖一个几米深的洞，填上泥沙，靠天然的地渗来排生活污水，在建造新的下水系统时我们统计过，全北京四合院有27000口渗井还在使用。”
　　
　　这个时候的四合院显然就不再是庭院深深的栖居之地，早已成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大杂院了。丁艾说，她家的五口人，几年间孩子都长大了，1976年知青返城，找到工作的有了单位分的房子，没有工作的就回到院子里来，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没房怎么办？就再充分利用四合院院子的空间，把院子里种的丁香、海棠拔了，在父母的房子旁边加盖房子。80年代烧煤气，纷纷搭厨房。她说，她们家还算好的，“更多的四合院，里面又成了一个小胡同了”。
　　
　　四合院所讲究的日晒、采光于是被解决人们基础住房挤得荡然无存。一家4口在这样的杂院里住了30年的北京人谢其章说，“我们当年住在一个大杂院的顶旮旯，出门迎面就是人家的山墙，于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之间，是我惟一能看到阳光的时辰，那阳光被山墙和厨房挡着，遥遥地投在我的白墙上，只有一线，想想，真是30年如白驹过隙。”谢告诉记者，“从这间大杂院搬到新居，虽然也只是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口子迫不及待连续7个晚上把墙刷个大白，还赶了个新潮从西单商场买的地面铺的地板革，8块钱1米，“新房子也没法南北通风，朝向也不太好，但好歹算是个新家了”。
　　
　　丁艾说，“原来每家四合院种的石榴、丁香这些植物和大枣树差不多都所剩无几了，现在大杂院里最常见的香椿树、大杨树和核桃树都是80年代‘号召植树’运动中引进的树种，就这几种，没什么可选择的”。丁艾家东屋门口的4棵杨树树干已经空了，“摇摇欲坠，怕风一刮倒了砸坏屋子，前年给园林局打了个电话，他们派人来把树干锯下了，拿大铁丝绑了绑。”丁艾带着夹杂着幸运的惋惜口吻说，“不过，现在能一家人住一个院子，院子里还有树已经不错了。”
　　
　　“失去的”居住
　　
　　在北京第一次“住房难”出现和几乎北京旧城的所有四合院“添丁增口”的同时，北京也进入了一次住宅建设高歌猛进的时代。“政府的确不断在想办法，增加居住房供应量。”林晨说，“从1949～1978年的30年，北京新建住宅面积2953。053万平方米，超过了旧城原有住宅面积的两倍以上。”
　　
　　尽管这里面大量的住宅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味道，像1950年左右北京加急兴建的一批砖木结构平房住宅，坐北朝南，成行排列，被人们称为“兵营式”。赵景昭说，“1960年公社化运动，北京在东城、西城、崇文设计建造了三栋‘公社大楼’，以二室户为主，每户有卫生间，没有厨房，因为楼下有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活动用房，‘公社化’集体食堂解散，结束了住宅设计没有厨房的历史，对原来所有没有厨房的住宅进行了一次全盘改造。1965年学大庆‘干打垒’、‘先生产后生活’，设计了31套‘简易楼’图纸，盖了一大批简易楼，简易门窗，无纱窗，无卫生间，不用砖砌墙，用木板中间加土，再夯，这样能省不少钱。于是盖了一批‘窄小低薄’的楼房”。但政府为此支付了大量国家财政，廉价而简易的住房也让政府背上了极为沉重的“住房包袱”。这笔钱庞大到无法计算，仅根据1992年统计，全国12亿平方米的公房，即使按每平方米120元的建筑价格计算，也有上千亿的资金在里面。
　　
　　“‘简易楼’、‘筒子楼’同样是当时政府在钱袋紧张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张敬淦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层高”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后期住宅建设牺牲掉的品质之一。
　　
　　“1978年，邓小平视察前三门住宅楼时，强调设计要考虑住户方便，同时提出了要‘降低住房造价’的要求。”赵景昭说，当时绝大多数建设者的意见是，在不增加投资或适当减少投资的条件下，以适当降低层高来扩大使用面积，“我们传统民居的层高一般都在4米以上，因为中式住宅的建设者普遍认为，房屋层高越高，室内高低处温度的温差越大，空气对流越好，人体感觉越舒适，当年国家标准规定的层高是2。9米”。“后来经过论证，认为保持每户投资不增加的前提下，层高降低20厘米，每户可增加3个平方米，这样定下来之后，北京将多层住宅的建筑面积标准由每户53平方米提高到了56平方米左右。”“北京因为纬度低，冬季日照在12月22日冬至前后只有26度30分，所以早期苏联专家推荐的四层住宅单元，层高上定为3。3米，是考虑到房间日照时间采光效果的，但大幅降低层高，又增加住宅密度后，许多居民楼的采光都受到影响。”
　　
　　如何重回到在“三间五进”的大院子里看四季变迁？赵说，“房子越盖越高，建筑材料从砖混到大模到轻体框架结构。以前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房子，建造时要选东北的红松黄松，特别是椽檩讲究的都要使老黄松，太阳一晒就流松油，好房子要‘磨砖对缝’，就是把老砖对老砖磨，砌的时候，拿糯米加白灰混的浆水渗进去。”“至少现在，多数人居住的房子是不会这么去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