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当然是写给家人看的。然而，在风云变幻的清末，作为一代重臣的他，其身负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还有一方军政局面，因此，对老曾家书的解读也会往上延伸，例如有观点认为他的家书是写给咸丰皇帝看的，以表明自己的姿态。然而，笔者并不这么认为。
　　
　　都知道老曾的励志名言：“打掉牙齿和血吞。”受了挫折和委屈，忍一口气，以后争一口气。这是从正面解读，然而，凡事看两面，在忍气发愤的同时，却也是在积累情绪垃圾，埋头生闷气。隐忍而争气的人，往往是喜欢生闷气的人。
　　
　　老曾的母亲姓江，在娘家过得衣食无虞，嫁到曾家，在经济上却很不如意。这江太性格好强，因此喜欢自己给自己壮胆，“好为自强之语”。嘴硬的同时，生过不少闷气。
　　
　　而曾爸爸是个性格懦弱的人，经常被曾爷爷训斥，估计也生了不少闷气。
　　
　　曾爸爸和曾妈妈性格方面的一些负面因素，对曾大哥还是有消极影响的，曾国藩在1854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家书中也有交代：“吾自服官及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可见老曾受父母影响，是个爱生闷气的人。
　　
　　老曾这人本性是争强好胜的，但他喜欢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姿态。大家都不傻，你喜欢装，总有人戳破你。例如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湘军攻克武汉，这是天大的喜事，老曾也掌握了实权，掌管湖北一方——署理湖北巡抚，有了一方的财权和人事权，手里还有兵，应该嘚瑟了吧？
　　
　　然而，老曾想得挺远，一则觉得正在戴孝，二则觉得要显摆谦逊的美德，于是上书向朝廷辞官。本以为咸丰皇帝会表扬一番，没想到咸丰是个聪明人，一道谕旨戳破老曾的假谦虚：“朕料汝必辞。”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我知道，辞官是意料中的事。
　　
　　“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直接骂曾国藩好名，而且事情性质很严重——抗旨不遵。结果既要免官，同时还要严肃批评。这是咸丰给他的一棒，皇上的批评你还能回嘴吗？闷气是生定了。
　　
　　曾国藩对自己平生受的闷气有一个总结，我们看日记：“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遭遇的都是唾骂，在京城被权贵骂，不能还嘴；在长沙被绿营兵骂，还是不能还嘴，还嘴就必死无疑；在江西筹集粮草，像叫花子一样被人骂，又是不能还嘴。
　　
　　老曾都忍了，祸是没惹了，但气却上来了，一层层堆积在心里，这不是揣度，而是有曾国藩自个的心声为证：“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怄气了，不说，只管忍，这明摆是在生闷气，多压抑，多难受啊！爱生闷气的他，该怎么排遣？如何将其转化为正能量？
　　
　　受了气，说不得，只能“徐自图强”，图强是长远的事，但眼前的情绪总得有个疏通的管道，老曾在这个时候就得依靠文字了。
　　
　　例如在前文提到的曾国藩被咸丰痛斥“好名”，老曾的情绪就在当年九月写给四个弟弟的家书中宣泄了出来，他是这样写的：“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大家都好名，谁都跟我一样，明明就是针对咸丰的批评而写的，倾诉心中委屈。但总不能在家书中抱怨万岁爷吧？于是自我解释宽慰一番：“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
　　
　　皇上骂老曾“好名”，老曾心里难堪，但从辩证的角度一想，老曾我有了美名，必定有人因此承受骂名，原因很简单，你的能耐显示了别人的无能，相比之下，人家比我老曾更难为情。老曾在家书里这么一比较，心里也就释然了。接着，老曾上升到人格修养的程度：“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本来被皇上骂了一通，心里发虚，可这么一写，怨气散了，办法找到了，自己给自己壮胆，不怕了，可见老曾的家书功能很大，既能化解闷气，又能提升品质。
　　
　　曾国藩在江西，饱受同僚欺凌，他带的兵也是受气包。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家信中，老曾哀叹自己的团队“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但自己毕竟是大哥，在向弟弟们倾诉烦恼时，总得给弟弟们树一个好榜样，于是清醒地指明自己应有的态度：“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
　　
　　对待侮辱，只有忍着不吱声，把业务干漂亮才是王道。利用家书也可以帮自己传达愧疚和抑郁。
　　
　　老曾一生最不痛快的是在江西，咸丰七年（1857年）他给弟弟的信就提到：“余在外数年，吃亏受气实亦不少，他无所惭，独惭对江西绅士。”老曾在江西受困，正在煎熬关头，他老爸的死帮了他的忙，他借着奔丧守孝一溜烟走了。
　　
　　好几年后，老曾这块心病难去，便借着向正在江西当官的弟弟写信，表明自己的内疚。得罪一个省的精英，心里肯定发虚，有这封家书传达，也算是给内疚的自己壮一下胆。
　　
　　家书既给老曾自己壮胆，也给亲人壮胆。曾家兄弟自攻破南京，天下以为湘军横行无对手，还没缓过劲来，却又杀出一对头——捻军。
　　
　　这支机智英勇的北方骑兵队伍打得曾氏兄弟摸不着北，连续丧师失地，朝廷对此甚是震怒，下旨痛骂老曾的弟弟曾国荃“调度无方”。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十八日深夜，老曾写信给弟弟壮胆，提出他的处世名言：“打掉牙齿和血吞。”他认为弟弟被捻军大败，“颇有打脱门牙之像”，他建议弟弟“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同治六年，在表弟战死的情况下，又给弟弟写信，劝导他此次战败是“天之磨炼英雄”，要“咬牙励志”。
　　
　　这番话表面是给弟弟壮胆，其实也是给自己壮胆，弟弟打败仗受处分，他老曾能没事吗？当然，要给弟弟壮胆，自己得有料，他列举历次失败受辱的教训，然后跟弟弟说：没事，哥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因此可以说，曾国藩的家书其实是将自己的恐惧、烦恼和压力文字化、物质化，在训导子弟的同时，也训导了自己。所以，曾国藩的家书，也是写给自己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