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过去的乡村生活从无任何浪漫化的想象，恰恰相反，我认为那时的中国乡村社会有最具丛林属性的一面，不值得去怀念。
　　
　　从两个傻子的故事开始说吧。
　　
　　第一个故事我之前隐约知道，最近才听到完整版。20世纪90年代初，南方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傻子。傻子长到十几岁，一直照顾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是他成了两个哥哥最明显的累赘。这个累赘必须甩脱，否则两个哥哥将长期陷溺于乡村社会的底层，很难翻身。他们曾把这个傻弟弟带到县城扔下，但连基本的语言能力都不具备的傻子居然自己摸回了家。这说明遗弃的半径太短，于是，下一站是省城，离家300公里，而且那里的人都说不同的方言。这次，傻子在车水马龙的省城道路上被车撞死了。哥哥们看到了电视新闻，急吼吼地赶了过去，要求车主赔偿。由于在回答“他是怎么来到省城的”这个问题时露了馅，他们挨了一顿骂回了家。
　　
　　这是一个比《盲井》更让人心寒的故事。《盲井》中的故事仍在继续发生，这样的故事也没有停下来。
　　
　　另一个傻子是我亲眼见过的，是在一个少年时代的朋友家所在的村子。我见到他的时候，他10岁左右，一群年龄相仿的男孩，正在用棍子从屎坑里蘸屎，喂给他吃。他一边傻笑一边吃，每舔一下棍子，就会引起一阵哄笑。不一会儿，傻子的父亲怒吼着冲了出来，驱散了人群，一边用手擦去傻子嘴边的脏污，一边大骂。
　　
　　我听说第一个傻子的故事时，想到了这个亲眼见到的场景。那两个哥哥必须摆脱傻弟弟的理由正在于此：在这样的丛林社会里，弱者不会被同情，只会被撕咬。
　　
　　对于第一个傻子的两个哥哥而言，他们当时最要紧的事情是娶老婆。人们说到他们时，不会说是A君或B君，而会说“那个傻子的哥哥”，如果“那个傻子”的指向还不够明白，人们可能进一步解释说是“吃屎那个”。很难找到一个女孩，自愿成为“吃屎的那个傻子的嫂子”，世间更没有人愿意成为这样的岳父岳母。
　　
　　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傻子的生活有国家福利机构或民间慈善机构资助，他的哥哥们只有有限的麻烦，事情的发展一定会有所不同。他们可以不用扔掉弟弟，而姑娘和姑娘的父母也会将他们纳入选择范围——尽管这仍然是一个制约条件。这个假设并不遥远，它已是当今城市里的事实。
　　
　　城市里逐步能做到，但在农村还需努力，因为乡村在社会建设领域一直被后置。傻子的故事只是复杂的乡村社会系统运行逻辑的一个例子，我们很容易发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丛林性质的，想要置身于一个我们直觉上认为更正义的环境，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
　　
　　于是人们一拨又一拨地离开，依靠读书或外出打工，前者对现代社会环境有自觉的向往，后者则是在进入现代社会环境之后再被启蒙。他们的离开没有共同点，结果却是相同的：他们都不想再回到农村。
　　
　　城市当然也是弱肉强食的，但它提供了更先进的处理规则和通道，而农村较难提供解决方案。中国乡村有自治传统，虽然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组织方式，但乡村自治的状态依然还在。自治的背景之一，是在乡村环境下权力实施的成本过高，部分放弃实施反而是更优的选择。
　　
　　然而，乡村自治想要达到“良治”太难，因为其所依赖的人文和道德条件太苛刻。伦理教化、舆论环境的无形约束以及乡贤、长老的威信都必须保持在某种高度。一旦其中的某一项跌破了一个临界值，就会成为相当程度的丛林社会。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兄弟多”是最大的硬实力，因为它可以防止被欺负，甚至还可以欺负人。事实上，即便在宗法治理时代，“不治理”也是乡村治理的基本特点之一，管得了的事情就管，管不了的事情不管，不管或者管理失效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给上层建筑带来太大的压力，这是乡村躯体长时间带病生存的现实。
　　
　　傻子的两个哥哥的行为，于法于理都应该受到惩罚，但在当时，他们甚至连舆论谴责都没有遭受，乡民们的意识里并不认为丢弃傻子弟弟的做法是越轨的。
　　
　　这样的乡村人文环境，想要修补，比摧毁重建还难。正好，改革开放开启的新一轮工业化，启动了对乡村的物理性摧毁。时代直接用把人吸进城市进行自然熏陶教育的方式，终结了对乡村社会生态进行原地改造的难题。它催生了“乡愁”，但重建了人的存在方式。
　　
　　学者们已经用很多话语解释过，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村是处于被榨取的地位，体力资源、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莫不如是。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人们是自愿离开的，因为人有向往更高形态的文明的天性。
　　
　　经过城市环境改造的人，将来还会回流乡村，这一回流进程事实上已经开始。只是，回去的人，换了一种角色，未来的乡村属于农业企业家，而企业家往往都携带着规则理性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