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0后”的事儿确实是多。通常负面的才成为新闻，最顶尖的当然要数年轻的偶像派作家郭敬明了，他在法院二审判定其“抄袭成立”。原告递交强制执行的申请后，他仍拒不道歉，他的“骨灰级粉丝”则早就有“抄也爱你，不抄也爱你”，“不认为抄袭有什么不对，只要抄出自己的风格”云云。但这毕竟是个案，我不认为“犯了错而拒不道歉”已成了整个“80后”的集体特征。
　　
　　借一双“慧眼”把“80后”看个真切。“借慧眼”是可以的，“看”也是可以的，但看不真切其实也不要紧，不要为“80后”过于担心。于是想到了中美乒乓外交时代，周恩来关于嬉皮士的一个著名回答。当时有着嬉皮士风格的小伙子科恩问周恩来总理，你如何看待嬉皮士？周总理回答说，年轻人都会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尽管嬉皮士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但那是个人的权利，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很独特。科恩以为会听到那种“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大大出乎意料。
　　
　　周恩来这样看待年轻一代，应该对今天的我们有所启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年轻人，嬉皮文化特征这么鲜明，被广泛地称为“垮掉的一代”，听起来、看起来也够可怕的，但事实上那一代并没有真的垮掉，他们当中还出了克林顿呢。
　　
　　想看“80后”，先看“80前”。年轻人出问题，要在成年人身上找原因。“70前”怎么样，“60前”怎么样，“50前”怎么样？“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未成年人的“镜像”，“年轻一辈”守不住道德“底线”，“榜样”往往就来自“成人一代”。比如说到抄袭剽窃，如今在大学里，多少教授博导，都在伪装自己的学历，抄袭他人论文、剽窃他人成果，他们更是不以抄袭剽窃为可耻，反而以由此获得名利为光荣。面对诚信丧失、荣辱颠倒，要想“把颠倒了的世界给颠倒回来”，那么，首责在“80前”。
　　
　　“颠倒的世界”的产生，“环境装置”是重要因素。早在1951年，奥地利心理学家依沃·科勒尔就做了一个著名的“视觉扭曲”实验，他让志愿者用50天时间，透过“棱镜眼罩”这一“装置”看世界，这种眼罩可使他们的视野向右偏转约10度，并使垂直线稍有弯曲。受试者在最初几天时间里感觉到世界很不稳定，走路和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也有困难；但一周之后，他们就开始适应了，生活也能自理了。再过不久，一位志愿者甚至能够在溜冰场一展风采了……他们适应了“弯曲的世界”，于是“弯曲的世界”变得不再弯曲，而是“习以为常”了。50天时间的实验结束后，刚取下眼罩时对“正常的世界”又感到很不适应，但很快也就恢复了正常。
　　
　　如果把今日一些“80后”看作是生活在“视觉扭曲”世界，而且已经视“扭曲”为“正常”，那么，我们不妨问一句：是谁给他们提供了扭曲世界的“棱镜眼罩”？“祸首”难道不是“80前”的成年人吗？
　　
　　“80后”是一代人，不是一个人。一个不道歉的郭敬明，仅仅是一个不道歉的郭敬明。就算加上一群粉丝，也只是“一小撮”。何况他们还是“80前”给害的，因为“80前”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先生、他们的榜样。先师们当然也用不着灰心，你们熏陶出来的“80后”，并不都是孬种。你看看这些互联网时代的“80后”年轻创业者的岁数：康盛世纪首席执行官戴志康25岁，PCPOP首席执行官李想25岁，MySee首席执行官邓迪25岁，总裁高燃25岁，MaJoy总裁茅侃侃23岁，非常在线首席执行官赵宁23岁，“创智赢家”畅网科技首席技术官陈曦24岁……该感叹“年轻多么可怕”了吧？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对于“80后”，反思是需要的，迷失是不会的。我是“60年代”人，在个体上，我当然不喜欢一些“80后”的荒诞做法，但在整体上，我坚定地相信年轻的终将超过我们年长的；年长的“80前”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作为更为重要，要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要说迷失，哪一代人没有过自己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