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卿

约与关汉卿同时而先关而卒。大名（今属河北）人。钟嗣成《录鬼簿》列其于前辈名公，但各本称呼不同，天一阁本称“王和卿学士”，孟称舜本称“散人”。《辍耕录》谓其“与关汉卿友，常以讥谑加之”。散曲风格滑稽佻达。《全元散曲》录其小令二十一首，套数二套。

[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

——王和卿

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

美丽的蝴蝶，千姿万态，色彩斑斓，或飞逐流连于花丛之中，或翩翩起舞于绿草之上。诗人们陶醉了，画家们着迷了。生物学家凝神沉思，引起遐想无限；孩子们跃跃欲扑，紧张地屏着气息……蝴蝶，这可爱的小生灵，和文学也曾结下了古老而又神秘的不解之缘。

三十年代初，郑振铎曾写过一篇别致的文字，题目是《蝴蝶的文学》。文章在以优美的文字描写蝴蝶和春天之后，谈到了蝴蝶和文学的关系，并举许多例子说明：“蝴蝶在我们东方的文学里，原是具有异常复杂的意义的。”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谈及王和卿这支颇为有名的小令《咏大蝴蝶》，说到“异常复杂的意义”，这支小令似乎更能说明问题。这是一个奇特的作品，它夸张得几近荒诞：

一只大蝴蝶从庄周的梦中挣脱出来，乘风而起，腾云驾雾，颇有“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道遥游》）之势。它见了花就采，数不清的花园都被它一个个地采空了。而天职是采蜜的蜜蜂，却被大蝴蝶吓得忙跑不迭，就连卖花人也被这大蝴蝶的翅膀轻轻一搧，就扇过桥对岸去了。显然，作者是在用极度夸张的语言和巧妙的隐喻手法，来突出大蝴蝶的专横和贪婪。全曲滑稽佻达，谐谑幽默，读来别有一番情趣。

曲中的大蝴蝶明显被赋予了比喻和象征的意义，然这比喻和象征又不是直截明了的，而是隐晦曲折的，即“具有异常复杂的意义”。据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大名王和卿，滑稽佻达，传播四方。中统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小令云：……由是其名益著。时有关汉卿者，亦高才风流人也，王常以讥谑加之，关虽极意还答，终不能胜。”这条材料说明王和卿与关汉卿处在同一时期，并且透露出“燕市有一蝴蝶，其大异常”的事实乃是小令写作的契机。于是有人推测说此曲的用意“可能是借咏大蝴蝶，对关汉卿的寻芳采花的风流生活进行善意的戏谑”。这看法应该说不无依据。然而，评论作品将其寓意坐实为某一具体事件可能失之偏颇。文学作品的产生可能是因某一具体人或事的触发，但作品一经流传，它的思想内涵就不再拘泥于原型事件，而要深刻得多，广阔得多。

也有另一极端的理解：哪里有这么大的蝴蝶呢？这不过是给当时那些任意污辱妇女的“花花太岁”、权贵人物画像罢了。联系元杂剧中的某些作品（如鲁斋郎》等），这种见解似亦并非穿凿附会。

不过，我们只要涉足一下曲学文献资料，不难发现，关于元代曲家和演员“滑稽”、“善谑”的记载特别多，这绝不是孤立的现象，乃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在这种“玩世滑稽”的争奇斗胜之中，实在蕴积着愤懑、牢骚以及反抗、不平。就现存元代散曲来看，滑稽戏谑一类作品，即所谓“俳谐体格势”的作品几占半数之多，正是“小令务在调笑陶写”是也。因此，王氏小令不必就是戏谑关汉卿，亦不必就是讥刺“花花太岁”、“权豪势要”，总然有一种牢骚不平之气在其中就是了。漫作而后思，余味正无穷尽。人们可以自己去体会理解，说得太实、太满或太死板，韵味反会被冲淡。如将其理解成《诗经》中《硕鼠》、《新台》式的寓意性作品，未尝不可。

这支小令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高度的夸张。作者紧紧扣住蝴蝶之大，甚至夸张到了怪诞不经的程度，但是，怪而不失有趣，它使人在忍俊不禁之余，反复寻味，逼着人们去思索。从语言上看，小令恣肆朴野，浅近通俗，几无一字客词装饰，虽是随手之作，其味却端如橄榄，这正是散曲的上乘之境。（王星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