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主旋律影片而言，其主题和题材的意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也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很难超越观众既有的认知与期待，这决定了主旋律影片的拍摄难度，即如何突破先验的思想、主题和题材的框架而拍出艺术的高度、艺术的感染力，如何在叙事、审美及艺术呈现上有创新的追求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在这方面，电影《1921》无疑是一次成功而富有启示的艺术实践，其在历史还原、人物刻画和审美创新方面的探索与尝试，为当代主旋律电影开辟了新路、积累了经验，是一部具有突破意义的主旋律电影。

首先，《1921》以恢弘的气势还原了历史的宏大现场和丰满细节，以生动的影像完成了对“1921”的艺术定格。“1921”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之所以具有超越时间本身的魅力，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这一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史诗性伟大事件所赋予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不是历史书上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和普通的陈述，而是由生动、具体、复杂、惊险的历史场景、历史细节、历史人物和历史逻辑共同决定的。电影以多层次、生动、立体的叙事视角展现了“1921年”的方方面面，既有宏阔的画面，又有日常生活的细节，从维也纳、巴黎、东京到北京、上海、广州，从石库门到嘉兴南湖红船，从13位“一大”代表到党的其他领袖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影片以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巧妙结合，完美呈现了“1921”的全景图，极有历史的现场感。特别是电影开篇所展示的1921前后国际、国内风起云涌与波澜壮阔的复杂形势，以及对早期海外共产党人的活动和五四运动那激动人心的历史现场的艺术还原，生动揭示了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从而赋予了“1921”以彪炳史册的特殊意义。

在影片叙事中，“1921”是时间的主体，也是影片艺术塑造的主体，它既是一个被定格的历史时间，又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时间，它的主体性是由其前世、今生共同塑造的，“前世”是1919五四运动及此前一代代仁人志士改变旧中国的奋斗与努力，“今生”是党成立后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百年伟大征程和伟大成就。因此，片尾以纪录片的方式对党的百年历程非常震撼的展示，正是对“1921”及其意义塑造不可或缺的艺术组成部分。

其次，电影《1921》真实还原和塑造了党的创始人富有青春朝气的形象，在对党史人物典型形象的刻画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影片的主体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3名与会党员代表。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富有蓬勃的朝气，对新世界充满热情、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充满向往。影片的成功在于没有概念化、理念化、政治化地对待历史人物，而是充分尊重了历史，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李达和王会悟是影片重点塑造的人物，他们对中共一大的特殊贡献丰富了观众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对历史本身的还原与尊重。再比如，对陈独秀激越而进取个性的揭示，对李大钊沉稳形象的塑造也给观众以深刻印象。他们是1921年那个历史时刻的“英雄”，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性格、有困惑的人。

《1921》叙述的是一个政治和历史事件，主人公都是政治人物，但影片重点呈现的不是他们的政治形象，而是生活形象、青春形象和情感形象，影片注重从日常生活细节，从爱情、青春、人性的视角，注重用细腻、温暖、充满人间烟火气的镜头，来塑造和刻画人物生动可感的立体形象。王会悟红船上唯美的旗袍、毛泽东长袍外的西服，一把油纸伞、一条红船，都青春、诗性又时尚。李达冒着风险赶到印厂将已经排好版的译稿中“百姓”一词改为“人民”的细节、李达与王会悟夫妇爱情生活中的温馨画面、李达在天台上与小女孩温情对视的场景，都很能打动和感染人。青年毛泽东的形象也令人难忘，他与杨开慧的唯美爱情、他与李达吃饭时的幽默、他在上海街头奔跑的镜头，都很有温度、有情感冲击力和人性力量。此外，几位年轻代表在大世界玩哈哈镜的孩子气，也把“英雄”日常和青春的一面生动呈现出来，使人物变得更为真实，更为可信可感。

再次，《1921》叙事虚实相间、情节惊险曲折、故事精彩好看，体现了驾驭复杂结构的功力，很有谍战大片的效果。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影片的主线和中心情节，围绕这个主线，影片又巧妙设置了几条互相交织、层层推进的副线，使得整部电影暗流涌动、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一条线索，从奥地利到上海的谍战情节，围绕一大召开而展开，传奇、神秘、刺激，非常吸引人。日本特高课特务对日本来上海的一大代表以及对日本共产党员的跟踪是另一条线索，生与死的考验、悬念迭起、险象环生。而上海工人大罢工的情节，无论是场面和气势的宏大，还是其慷慨激昂的进程和结果，都与一大的召开紧密呼应。可以说，正是由于影片设置了环环相扣、彼此交织的多重线索，且融入了动作片、类型片、谍战片、爱情片的各种审美元素，集传奇性、动作性、情感性、故事性于一身，因而影片自始至终都很好看、很抓人。

另一方面，《1921》叙事上注重以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方式相结合，以此来营造时空的超越性，也是影片能够好看抓人的原因。故事片和纪录化相结合，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影片叙事的限制，完成了从实到虚、从有限到无限、从现实空间到精神空间的延伸，使得影片在情节故事吸引人的同时，还有着情感、精神的升华，能够与观众有深层的共情与共鸣。电影以1921年为中心，以故事片的方式，以细节叙事、情感叙事呈现和还原其真实的面貌，同时以纪录片的方式，以宏大叙事将百年历史穿插呈现，以生活的话语、青春的话语、情感的话语、人性的话语，在历史的画面中展现生命的美、爱情的力量、牺牲的壮烈、命运的交错、美与时尚的渴望、战斗的激情，很多瞬间、很多画面都令人热泪盈眶。特别是影片最后阶段呈现的革命先辈们的牺牲的镜头，感人肺腑，震撼人心。李汉俊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遭杀害，年仅37岁;邓恩铭于1931年慷慨就义，年仅30岁;何叔衡、陈潭秋遇害时分别为59岁、47岁……李大钊、杨开慧被杀害的一幕，更是令人潸然泪下、唏嘘不已。

主旋律电影能不能做到既叫好又叫座?能不能既有政治意义、现实意义又有艺术感染力?《1921》的成功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主题和题材的意义永远不能代替艺术创造本身的意义。简单化的说教和概念化的演绎，反而是对主旋律题材、主题的伤害。二是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对艺术创新的追求，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遵守的原则，相比而言，主旋律创作对此的要求更高。越是重大的题材，越是需要更高水平的艺术创造与此相匹配。对重大题材最大的尊重，就是以艺术的方式去超越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应该向《1921》和黄建新导演致以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