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西部地区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形成了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经济活力逐步增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在这些令人瞩目的成绩中，有默默扎根广袤西部第一线无私奉献的千千万万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社会各界仁人志士的身影。

本报即日起在报纸及全媒体各端口开设《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专栏，全方位展示以广大青年为主体的这些值得敬仰的人们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和他们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倡导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向上向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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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平是校门口包子店的“大客户”。

贵州省毕节市第一中学在城郊，马路对面有家包子店。这天中午，包子店里的烧麦、馒头、包子在蒸笼里冒着热腾腾的白气。朱启平给店老板付了早上的包子钱——175元。他笑道：“这些孩子嘴很刁，只爱吃这家的肉包子。”

2013年，朱启平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毕节一中工作。自打这届学生上了高三，这名班主任兼历史教师总想给孩子们调剂一下口味。学生点名要吃包子，朱启平请了4顿，大约花了800元。

朱启平圆圆的脸上总是带着笑，一笑起来，这双不算大的眼睛就更小了。这双眼睛见过大山里的煤油灯，朱启平从小生活的村庄，直到2008年才通电；小学毕业的暑假，这双眼睛在山间寻觅野生杨梅、中药材，花了两个月凑够了100多元学费；在他上初中之前，这双眼睛见过的最大的商业中心是乡镇的集市。

只有说起过去，眼角的笑意才会消失在皱纹里，这张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为沧桑。

给学生写留言、写生日贺卡时，朱启平的署名是“永远十七岁启平哥”。17岁那年，他在学校食堂的电视上看到，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在6所大学试点“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朱启平牢牢记住了第一所学校——北京师范大学。

经历了第三次高考后，朱启平考入北师大，带着200元来到北京。面对新老师、新同学，这个来自大山深处的年轻人鼓足了勇气才站起来，用浓重的贵州口音作了自我介绍，那时他唯一可以骄傲的就是“能以40公斤的体重，扛起50公斤重的水泥”。

因为沉重的自卑、对赚钱的强烈渴望，读大学后，他曾陷入越来越深的情绪漩涡，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被抑郁症困扰时，朱启平组建了支教团，带同学趁寒暑假时回家乡的小村庄支教，他用勤工俭学赚的微薄收入来支撑这个团队。家乡孩子们渴盼的眼神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活着有价值。”

在毕节一中工作之初，朱启平班里的学生中考成绩普遍只有300多分，学生们贪玩、学习习惯不好。那是朱启平下功夫最大的一届。

他几乎从早到晚盯在教室，班里少了人，就去学校附近的网吧挨个找，有时半夜两三点把学生从网吧揪出来。

他一遍一遍地让学生背书、做题，谁背不过就不能去吃饭。为了不让学生饿着肚子，又偷偷准备好面包、牛奶。

在毕节一中历史教研组组长罗艳琼看来，朱启平当时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学生英语基础不好，朱启平就去学英语、背单词，学会了再来教学生；学生的数学基础特别差，朱启平先去学小学、初中的数学，再带着学生一起学。

2013年秋季学期，他带的高一学生即将迎来第一次考试。朱启平不放心，考试的前一天晚上，他楼上楼下地跑，给几个班的学生强调答题要点，“讲得太兴奋了，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拄了两个月拐杖”。

可是，下功夫最多的第一届学生，反倒跟他不太亲，这让朱启平有些失落。工作多年后，他反思当时的教育方式：太看重成绩，把学生逼得太紧了。

相比于学习成绩，如今朱启平更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朱启平想了很多办法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六一”国际儿童节，给学生买棒棒糖和玩具；让学生在作业本上写下自己的困惑，他批作业时挨个回复；工作10多年，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明信片给学生写了1700多张生日贺卡；一下课就去班里转悠，跟同学们聊天……

在2019级学生文洋的记忆中，每当期中、期末等大考之后，启平老师走进班里，第一句话从来不会聊成绩，他买来热腾腾的洋芋粑、五彩缤纷的棒棒糖，大家边吃边聊学习。

朱启平身上几乎没有教师的威严感，偶尔和学生讲起自己的过去，也是笑呵呵的：小学毕业的考试成绩仅比初中录取线高0.5分；参加了3次高考才考上心仪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开车怎么都学不会，前后换了12个教练……

面对这样坦诚的老师，学生们也不吝惜自己的真诚。有一年，全班同学写了满满一本心里话，作为教师节礼物送给朱启平。

朱启平感觉，前些年，只有上课能将他从抑郁症的阴影中短暂解放出来，走下讲台，就像换了个人，“学生们可能看到过我走出教室时偷偷抹眼泪”。

面对这样“脆弱”的老师，学生反而像个“小家长”，护着自己的老师。2020年，朱启平参加优质课比赛，只得到二等奖。朱启平自认为教学水平没问题——他每年花数千元买北京四中等名校课程学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学生即便不死记硬背也能考得很好。但他的普通话实在太差了——大学时考了8次才考到“二级乙等”，勉强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

文洋记得，那段时间，他们几个同学给启平老师的讲稿上逐字注明拼音，督促他每天背诵。学生轮流“值班”，趁课间、晚自习后听朱启平试讲，揪出读错的地方。

每次试讲需要二三十分钟，朱启平前前后后讲了20多遍，一边纠正读音，一边调整授课思路，这样练习了足足半年。

有个学生语重心长地给朱启平写小纸条：“启平啊，你是我xx班的班主任，可不能给我们丢人啊！”朱启平也确实没给学生丢人——再次参赛，他毫无悬念地获得第一名。

朱启平说：“虽然大家都说我付出了很多，但其实我在学生那里获得的滋养更多。”

自2009年确诊，他跟抑郁症抗争了10年，终于宣告胜利。但是，朱启平心底的自卑、匮乏感却依然挥之不去。

即便工作多年，朱启平的家里也不算富裕。2024年，朱启平获得教育部“基层就业卓越奖”。他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将税后2.4万元奖金全部拿出来，1万元加入“晨曦微光助学金”，为家庭贫困的学生解决部分生活费，这项资助始于朱启平参加工作，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另外1.4万元用于设立“晨曦微光奖学金”，给家境贫困、成绩优秀的初中生每人资助500元，点亮“微光”。“晨曦路”是他和妻子在北师大校园相识的地方。

自从捐出这笔奖金，朱启平发现盘桓在心底的自卑和匮乏感消失了，“我终于有能力给予了，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富足”。

工作进入第12个年头，他有了两个年幼的孩子，父亲身体不好，妻子同为高中教师、工作繁忙。朱启平愈发需要平衡工作和生活，他开始学着放手：以前他把知识梳理好“喂”给学生，如今他只给出思路和框架，让学生梳理细节。

朱启平不再摁着学生背书，AI技术的兴起增加了他的危机感。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朱启平喜欢看书，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更是读了又读。苏霍姆林斯基一再强调，要尊重孩子、爱孩子，学校的任务是“培养美好的情感和品质”。这位享誉世界的教育家，终其一生都是小镇教师，可是他的教育理论，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一代又一代教师。

朱启平用这位教育家的经历鼓励自己，他说：“回到家乡，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我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