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住院笔记散文

我和妻子在咸阳市附近的某发电厂工作，母亲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前段时间，母亲说她右胯疼。她这个部位以前也疼过，后来好像又不疼了。母亲常年患有类风湿，我估计可能是风湿引起的，没太在意。

六月二十四日，姐来看望母亲，临走前母亲坐在床边，她跌跌撞撞地想站起来送送姐。我见她起身时，满脸痛楚的样子，双手扶住让她坐下，说：“我去送，您就别动了。”可能是我用力有点儿猛，把母亲弄疼了。她“哎哟”喊了一声，并瞪着眼睛责怪我。

从那天起，母亲的右胯越来越疼，到后来上厕所也非常艰难，需要我和妻子帮助。她的右腿不敢动，更不敢转动方向，稍一碰，右胯就疼得受不了。我以为没有摔没有碰，可能是某天她行动时扭了筋。我用专门治疗跌打风湿的外用药给她涂抹，并口服芬必得止疼。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母亲的疼痛并未减轻，我渐渐意识到情况不妙。

儿子在西安上学，打电话询问奶奶的病情，并建议说，应该把奶奶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光靠在家里用药解决不了问题。人生了病，应该先去医院检查，可母亲体质不好，怕冷怕热，行动也不方便，我担心去医院，她受不了那个折腾，稍不注意，就会把一些老毛病逗犯了。往常她哪儿不舒服，我先粗略判断一下，如果没有大问题，便自己去医院找医生叙述病情，医生根据我所说，给开几样药，一般都能解决问题。这回不去医院不行了。

七月一日，我给姐打电话，说了母亲的情况。姐夫在老家医院工作，如果母亲住院，还非他出面不可。熟人好办事，现在人们往往在做某件事之前，先考虑有没有熟人，可以帮上一把。第二天是星期六，姐和姐夫驱车从老家赶来了。他们先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叫了救护车，一起来到我的单位电厂。医生观察后，初步诊断可能骨折，于是，我和姐、姐夫陪着母亲，随救护车一同赶往医院。到医院做CT、X光片检查后，得出结论，母亲右股骨颈骨折，需要住院治疗。CT还显示，母亲耻骨和肋骨也骨折过，现在已经愈合，可怕的是，这两处骨折谁都不知道。

前些年，妻子在学校随儿子陪读，电厂只有我和母亲。我上班后，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她独处时摔过几次，也给我说过这儿疼那儿疼，可吃了一些止疼药后不疼了。现在想来，母亲大概以前摔骨折了，只是在她强大的忍耐力和止疼药的作用下，硬挺着熬过去了。

医生给母亲做了骨牵引，目的是把她的右腿固定住动不了，断裂的骨头碴不会碰撞，人也就感觉不到疼痛。母亲躺在病床上，一个铁支架把她的右腿支撑起来，直径有三毫米的钢针，从她的小腿骨中间穿过，钢针上面缠绕着绳子，绳子下面吊一个五磅重的铁秤砣，固定在支架上。看着已逾八旬的她受这样的罪，我心里非常难受。

姐夫开车和我返回电厂，取住院所需的生活用品。路上他告诉我，母亲的病治疗方式有两种：一种保守治疗，即做骨牵引后，人躺在床上，等待断了的骨头重新愈合，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一种是直接做置换手术，也就是把折断的股骨头，置换成人工的。我听后心里起了隐忧。几十年来，母亲一直是病身子，还没有做过大手术，现在八十多了，身体又虚弱，能上得了手术台吗？然而，让母亲在床上躺好几个月，断了的骨头能否愈合，绝对是个未知数。一时间，我六神无主，心里很乱。姐夫没有明说，但他的意思我能看出来，倾向于保守治疗，也就是卧床做牵引。他可能考虑到，母亲的年龄以及身体状况不适合做手术。

返回医院后，我给母亲说明了她的病情，告知需要住院治疗。母亲唉声叹气地嘀咕了几句，大概意思是她给子女添麻烦了。她说着说着流泪了，我很难过。母亲一直都是这样，不愿意拖累儿女，一般小的疼痛，都是默默地忍受，顺便口服一些止疼药，实在忍受不了了，才告诉子女。

我结婚后，母亲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在我看来，母亲很能干，以前还帮我们做一些家务，管管孩子，这些年随着年龄的增大，就算帮不了我什么，但生活自理不成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母亲从六十多到七十再到八十岁，一天天衰老着，早已需要子女悉心照料了。我整日忙工作，忙孩子，忙自己的事，忽视了老人的变化，说到底，还是对她关心不够。

由于医院病床不够，母亲住的是加床，位置就在空调底下。往常在家里，母亲因为风湿和身体虚弱，天气再热也不敢吹空调，晚上一定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还要把窗帘拉上。母亲经常说：“窗里的风是贼风，睡觉时千万别让吹着。”在医院没有办法，一间病室三张病床，而且是大夏天，不开空调，另外两个病人和陪护的家属受不了。我去找护士看能不能换个床位。护士说：“我们也不愿意把一个老人放在空调底下吹，可眼下没空床位，只有等周一有病人出院了，才可能调换。”我担心母亲感冒，进而引起别的症状，便找护士要来被子给她盖上，并用毛巾遮挡住头部。

到了星期日，母亲的状态比我预料的好，我揪着的心放松了一些。我和姐、姐夫三人，还是确定不下来到底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我渐渐倾向于做手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想通过牵引让断了的骨头重新愈合，可能性非常小，而且人长期卧床不起，会引起肺部感染、褥疮、肌肉萎缩等并发症，况且医院的几位大夫，都建议做手术。大妈几天前去世了，周一下葬。我和姐本应该回老家奔丧，可眼下母亲住院没法脱身，只好让姐夫替代我们去送大妈。于是，姐夫午饭后开车返回老家。少了一个人，我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关键是拿不定主意，到底做不做手术？

周一早上，科主任雷主任查房时说，应该做手术。后来我和姐商量，意见渐渐取得一致。我对姐说：“十七年前，爸爸突发脑溢血，那是因为他的病情，以及当时的医疗条件，我们无力回天；现在，妈仅是右股骨胫骨折，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病，而让妈发生意外。如果不做手术，让她腿部牵引躺在床上，肯定等不来痊愈的那一天，而且还会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甚至威胁到生命。”姐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联系主管大夫孟大夫，让他按照程序，安排手术前的一系列检查。结果出来后，B超检查基本正常，呼吸科检查问题严重，抽血化验，一些指标不合格，特别是妈肺部不好，心脏有早搏现象，而且还是重度贫血，这些都影响做手术。现在不是我们愿不愿意做手术，而是医院给不给做。中午我给同学马某打电话咨询，他是外科大夫。他说应该手术，并建议输血，还说医生怕承担责任，对于老年人，稍有点儿指标不合格，就不愿意做手术，其实没啥。

母亲躺在病床上，受条件限制，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我给姐夫打电话，让他尽早来医院全力运作，让母亲早日手术。眼下就是抢时间，越早，母亲就多一份康复的希望。因为姐夫找了熟人，下午，母亲调换了病室，不用躺在空调底下了，护士还给换上了气垫床。

周二早上，雷主任查房时说，明天给母亲做手术，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八点多，姐夫赶到了医院。有他在，可以找熟人疏通关系，防止一些节外生枝的事，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给妻子打电话，让她从明天开始休假，来医院照顾母亲。一会儿，医院内科、呼吸科的医生来病房，给母亲检查会诊，并开了一些口服药和吊液。下午，孟大夫找我做手术前谈话。他明白告诉我，因为母亲的身体状况，手术风险确实很大。我毫不犹豫地在一张张病历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护士来叮嘱，从晚上十点钟开始禁食禁水。母亲平时吃饭就很挑剔，入院后，更是这也不想吃那也不想吃，每天进食像应付差事，只吃那么一点点。我想让她在禁食前多吃一些，不住地喂她并连哄带劝。母亲艰难地吃了块蛋糕和几口香蕉后，再也不吃了。到了八点多，她却主动要吃馒头。我把馒头掰成小块喂她，竟一口气吃了大半个。我发现她嚼馒头时嘴巴很有力，就像平时在家里那样。可能是她知道了明天要做手术，心里也给自己打气。

周三一上班，孟大夫领着我去医院医务科签字。医院有规定，对年龄超多某一岁数的老人动手术，由医务科把最后一道关。路上，孟大夫告诉我，手术时间定在中午，大概两点钟，是第二床。医务科王科长先是让我们等一会儿，后来又埋怨孟大夫，应该昨天下午找他签字。王科长翻阅母亲的病历，突然指出母亲贫血，而且有一个叫什么脑钠肽的指标严重超限。孟大夫陪着笑脸，连连解释说：“那是以前的指标，输液后，今天早上重新化验了，新数据还没有出来。”王科长合上病历，以不容商量的语气说：“为了对病人负责，还是暂缓手术，输液调养几天再说。”手术时间都安排好了，竟然节外生枝，我和孟大夫都傻眼了。我认为王科长说的输液调养，根本不适合母亲的实际情况，时间越往后拖，母亲的身体状况越差。作为一个患者家属，一个外行，我能说什么呢？我有资格说什么呢？从王科长的办公室出来后，孟大夫赶紧找了一台电脑，查母亲今天早上的化验结果，我急忙去找姐夫。姐夫给主管业务的副院长打了个电话。副院长和王科长沟通后，王科长终于把字签了。我心里感叹说：难怪现在办事都要找熟人，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今天手术绝对黄了。后来，姐夫和我闲聊时说：“以前病人家属把病人交给医院时，会嘱咐医生尽力抢救治疗，抢救不过来治疗不好也没办法，绝对不会找医院和医生的麻烦，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根据经验采取必要的'手段大胆治疗；而现在，病人出了问题，家属就找医院的麻烦，甚至采取暴力手段，于是，医生便一切按照程序办事，个人尽可能少承担风险，甚至不承担风险。”我听了唏嘘不已。也许是制度和医患矛盾，让医生变得不敢有担当，大家都学会明哲保身，习惯做庸医。

十一点多，妻子带着儿子赶到了。儿子一直挂念着奶奶的病情，不停地打电话询问，并再三叮嘱，要安排他去医院探视奶奶。姐让我带着妻子、儿子先去吃午饭。我们到了饭馆，我要的一碗面还没有上来，姐电话打来了，让我返回医院。

我赶到病房一看，麻醉科的护士已经来接母亲了。我看看表，十二点半刚过。孟大夫取下了母亲腿上做牵引的一套工具，我和姐、姐夫还有几个陪护家属，把母亲抬到了做手术的病床上。我感觉母亲气色很差，神志也不是太清。此时已不容多想，无论如何都必须手术。我和姐、姐夫推着病床，把母亲送到了二楼的手术室门口。护士把母亲推进去，让我们在外面等，随即关上了大门。一会儿，妻子和儿子吃过饭赶来了，他们把我要的一碗面打包带回来，我就在手术室门口，胡乱凑合着吃了。

儿子说他想回电厂。他前几天放暑假，期末考试成绩还不错，不过，一个礼拜后，还要参加一次分班考试。往常以儿子学习为中心，现在母亲病了，我和妻子都在医院，儿子回家后，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叮嘱他，这几天在家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好成绩，留在重点班。

在手术室门口等待的时刻，我并不着急，也不太担心。给母亲主刀的是雷主任，在咸阳颇有名气，我对他充满信心。大约一点半钟，护士推开门找我，说雷主任让我进去。我和姐进了手术室的大门，雷主任在侧面的房子里。他拿着母亲断了的股骨头告诉我俩，就是这里断了，手术顺利完成，现在正缝合伤口。我心里一阵惊喜，感激地看着雷主任。姐拿出手机，拍下了雷主任手里折断的股骨头。

大约两点钟，手术全部结束，母亲被护士从手术室推出来。她表情呆滞，眼睛睁着，但黯淡无光，没有一点儿生气。我猜想这可能是麻药造成的。我们几个人推着病床，把母亲送回病室，移到了她原先躺的气垫床上。护士给母亲带上心电监护仪和氧气，并告诫说，病人要平躺，八小时后方可进食进水。心电监控仪显示，母亲的血压、心率、血氧保护度均正常。

医生在手术前，给母亲配了两袋血液和两袋血浆，现在母亲开始输血。输血液和血浆很麻烦，一袋输完后，要换成盐水，把输液器里面残留的血液或血浆冲洗干净后，才能输第二袋。晚上十点钟后，母亲可以枕枕头，也可以进水进食了。屈指算来，母亲已经饿了二十五个小时，可她喝了一些水，仅吃了一小块面包，就不想吃了。麻药渐渐散了，母亲的伤口疼痛起来。医生给她带着止疼泵，我没敢太用。邻床的病人手术后，频繁用止疼泵，引起恶心呕吐。母亲本来食欲就很差，如果呕吐，就更不想吃东西了。午夜两点左右，母亲终于输完了吊液。她还是不想吃不想喝，手术伤口折磨得她睡不安稳。晚上，我和妻子陪护母亲。我前半夜守着，后半夜让妻子守护。我也累得够呛，迷迷糊糊睡着了。

母亲手术后第一天上午，因为心电监护仪带着麻烦，而且血压、心率都正常，医生就给取了。然而，母亲状态很不好，看上去迷迷糊糊，不想说话，吃饭也不行。第二天下午，按照雷主任的要求，我们扶着母亲下床走了一小段路。这是母亲七月二日来医院后，第一次下床，她已经躺了六天。母亲瘦骨嶙峋，幸亏有气垫床，她躺着才不至于太难受。母亲能下床让我们看到了曙光，也不用担心，她长时间卧床可能引起的其他问题。

九日是星期六，上午，母亲状态越来越差，主要是嗜睡，提不起精神，不想吃不想喝，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护士给妈量了体温，略微有点儿发烧，护士说，可能是手术伤口引起的。我有点儿怀疑，昨天和前天，母亲是不发烧的。妻子建议给母亲量一下血压。我去找护士，测量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高压九十多，低压才四十二。母亲平时低压在六十左右，而高压可达一百一十多。医生和护士立即对母亲进行抢救，重新给她带上了心电监护仪，重新吸氧。母亲两只胳膊都挂上了吊液，医生又给她配了两袋血液和两袋血浆。到了下午，母亲渐渐好转，低压稳定在五十到六十之间。医生说母亲脱水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她怕冷盖得厚出汗多，而且喝水少，输液量也少。后来，孟大夫还就输液量少，向我表示了歉意。外甥原计划今天从老家赶来看望母亲，可他的岳母昨日遇了车祸，来不了了。晚上，姐给母亲买了一些鸽子汤，当时已经十点多了，我便留着第二天再给她喝。

周日这天，姐夫因单位有事，上午早早返回老家。一些同事、朋友，还有老家的邻居，来医院探视母亲。中午时分，和母亲临床的病友怕热，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母亲受了凉，浑身难受。我瞒着医生，给她服用了抗病毒冲剂。母亲一直发低烧，又怕冷，特别是不能用空调吹，而不开空调，其他人受不了。我是外行，不知道母亲输液到什么时候为止，只是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待下去，对母亲康复无益。我委婉地向孟大夫提出了希望早日出院的请求。

周一上午，雷主任查过房后不久，孟大夫来告诉我：“雷主任说，今天上午继续输液，明天观察一天，后天就可以出院。”后来，他又改口说：“如果你们今天想出院也可以，上午输完吊液，下午就可以离开，明天再来办理出院手续。”我一阵惊喜，立即表示下午就出院。在家里，我可以选择不开空调，更便于给母亲做一些补身子的食物，有助于她早日康复。

我把医生让母亲出院一事，电话告知姐夫。姐夫便委托一位熟人，帮我们办理出院手续，也就是说，我们下午离开后，就不用再去医院了。这对我来说最好不过，因为，明天我还要去西安考试。

姐夫给母亲要了救护车。母亲上楼需要用担架抬，所以，必须要救护车送。我联系了几位同事好友，让他们提前在我家楼下等候，帮着抬母亲上楼。

下午五点多，我和妻子、姐收拾好东西，陪护母亲随救护车一起，离开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护车行驶出医院大门时，我长长舒了一口气。母亲从住院到出院整整十天。在这十天里，母亲忍受了疼痛，经受了考验，所幸的是手术很成功，我们都熬过来了。虽然母亲还未痊愈，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状态还很差，但我想，只要在家里悉心照料，精心调养，母亲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母亲这次生病住院，我应该检讨。虽然朝夕相处，可我对母亲的关心还是不够，最明显的是，没有真正意识到她一天天衰老，越来越难以做到自己照顾自己。

一位好友在母亲去世后反省说：“对妈妈的记忆是念念不忘的，存放在心底的盒子里，时不时就会打开看看：有老妈送我上学，等我放学站在路上的身影；有她在我们生日时，煮鸡蛋包饺子的情形；有她一头扎进棉花地里，不停挥动的双手；有她照顾爷爷奶奶的细致；有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坚强；有她临走时的坦然……但心头最痛的，却是当时我对她不在意。一直以来，和她说话，我比较随便，如有不满意，会表现在脸上，体现在语言上，可她从没有为此生过气，反而毫无怨言地照顾我们，收拾家，洗衣，做饭，能做的她都在做，默默地为自己的儿女付出。而我，却没有好好珍惜，直到她生病才恍然大悟，似乎我的幸福，刹那间就消失了。我痛苦，后悔，我想抓住那种幸福，想要留住妈妈，可最爱我的人，还是离开我了。她没有安享晚年，给我们做子女的留了太多的遗憾。‘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苦，要伴我余生……”

母亲住院时，我常想起朋友的这些话。我的母亲何尝不是这样，默默为儿女付出？在母亲面前，我何尝不是“不满意会表现在脸上，体现在语言上”？朋友在母亲生病时恍然大悟，在母亲去世后痛苦、后悔。和她相比，我算很幸运了。母亲已经康复，继续陪伴着我，我便有时间去弥补自己的过错与不足，有机会去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