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9年的秋天还没有我，但我已经以两滴血的形式存在于世，一滴流淌在贺龙的身体里，一滴流淌在蹇先任的身体里。
　　
　　两滴血渐渐靠近，一个影响深远的故事从此拉开序幕。
　　
　　负责任地说，是贺龙，也就是我未来的父亲，积极主动，首先靠近蹇先任，也就是我未来的母亲。那时，父亲担任红四军军长，正带领他的部队在建始、巴东、鹤峰三县交界处艰难作战；母亲则作为湘鄂西苏区的第一位女红军，在父亲的部队担任文化教员。父亲一见到他的队伍里冒出的这个漂亮女兵，这个刚满二十岁的白净姑娘，眼睛一亮，心里就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没过几天，他对这个女兵，也就是我的母亲蹇先任说：“蹇先生，和我结婚吧。”
　　
　　就因为母亲的出现，原本以粗鲁和霸道著称的父亲，忽然生硬地变得拘谨和文雅起来。他亲切而又谦逊地称我母亲“蹇先生”。
　　
　　父亲提出和母亲结婚的理由，说起来也是那么好笑，那么牵强附会和欲盖弥彰。父亲说：“蹇先生，我贺龙是个粗人，在旧军队混的时间长了，养成了许多坏习气，必须有个人来管我。因此，我给上海的党中央报告了，这个能管住我的人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你。”
　　
　　母亲冷静地望着父亲，温文尔雅地说：“是吗？贺军长想和我结婚？这可是件大事，但我自己说了不算，得去问问我父亲，看他同不同意。”
　　
　　“好嘛，好嘛。”说到结婚必须先过我外公这一关，父亲那颗多少有些顾忌的心不知不觉又膨胀起来。他说：“那没问题，蹇先生要我去求你父亲蹇老先生，过几天我就去把慈利县城打下来。”
　　
　　当然，母亲在省城读过书，见过世面，又接受了新思想，还是党的人，红军队伍里的人，她还不至于不敢为自己的婚姻做主。但她在情感上却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她觉得自己可以把信仰和生命交给党，交给这支军队，但自己的女儿身是外公给的，在把自己交出去之前，必须由外公点头。从另一个角度说，外公在生意场上阅人无数，看得出谁忠谁奸。因此在嫁人的问题上，母亲绝对相信他的眼力。
　　
　　外公蹇承宴在母亲心里，和当军长的父亲一样，是个很高大也很有力量的人。他生在湖南安乡，八岁时因村里发大水，一家人只活下来他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之后，奶奶带着他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几经漂泊才流落到慈利县杉木桥，借住在一户穷人家里。现在一个八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呢？但八岁的外公在那时却已经懂得必须与奶奶相依为命，必须在当地人面前谨慎做人，别让人瞧不起；还懂得一个男人应该自强不息，既要能赚钱赡养奶奶，还要以自己的能力成家立业，活得像个人样。渐渐地，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做豆腐，有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三十岁那年，奶奶不在了，他与一个叫黄世菊的女子成家，真正在异乡站住了脚。有一年，听说慈利城里的豆腐生意好做，小两口一合计，挑上担子便进城去了。在后来的日子里，夫妻俩在县城一边做豆腐，一边生儿育女。最了不起的，是他除了把大姨蹇先钰留在了身边做帮手外，让其他的儿女都上了学，其中母亲蹇先任和大舅蹇先为，还被送到长沙兑泽中学读书。
　　
　　母亲正是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受到大舅蹇先为的影响，开始从事地下斗争的。大舅当时虽然还是个少年，但已经相当成熟了，甚至有过出生入死的经历。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党组织面临瘫痪，又因缺少经费而难以为继。适逢外公的生意做得有些规模了，在街上开了两个作坊和两家铺子，大舅便以帮助外公经商为名，趁外公和外婆不注意，从钱柜悄悄拿出钱去资助党组织。有一次，他整整提走了100块大洋，被外公发现了，严厉追问他钱的去处。大舅却不躲闪，而且几句话就打消了外公的顾虑。大舅说：“你从小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难道会相信我拿出钱去做坏事？”又说：“你老人家不是天天反对苛捐杂税、盘剥压榨吗？我们就是要和那些人过不去。”
　　
　　要说我外公还真是有胆有识，听完大舅的这几句话，他什么也不问了，只是默默地盯着他，然后拍拍他瘦弱的肩膀说：“先为啊，你做的事既然于国有益，那就大胆去做吧，爹不拦你。但是你应该知道，做这种事是要掉脑袋的,应该处处小心,步步小心。”
　　
　　这就是母亲信任外公的原因。他尽管只是个小县城里的小商人,但眼里有爱憎,胸中有家国,这在当年是非常难得的。还有,他虽然像所有的父母那样疼爱自己的子女,却不愿把他们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只要他们走正途,甚至不怕他们有个三长两短。正因为这样,在那个险恶的年代,当大舅带着母亲去参加红军时,他从心里为他们感到高兴。要知道在那时当红军家属,是要招来杀身之祸的。
　　
　　听说贺龙要娶自己的二女儿,外公的反应大大地出人意料。他不是害怕,不是断然回绝,更没有那种受宠若惊的样子,而是满地打滚,号啕大哭。他边打滚边说：“完了完了,我家二姑娘这下完了,贺龙是要娶她当小啊,这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然后说：“我家先任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怎么能给人当小呢？”又说：“我把话说在前面,贺龙既然能娶她,总有一天也会休她,我家二姑娘苦哇……”
　　
　　大概在外公满地打滚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外公早上起来开店,刚卸下两三块门板,忽然听见一阵“咚咚”的脚步声。他茫然看过去,只见一个高大魁梧、用一顶大礼帽遮住大半张脸的人,正向他走来。来人的背后还跟着两三个同样高大的人,他们一只手提着衣角,另一只手插在宽大的马褂里。凭直觉,外公知道这些人都带着家伙。
　　
　　外公有些紧张,但来人突然单腿跪在他脚下。
　　
　　“你、你是谁？”外公大吃一惊。
　　
　　来人把大礼帽往脑后一推,昂头抱拳说：“蹇老先生,你莫惊慌。我是桑植人贺云卿,也就是传说中的贺龙,在红四军当军长。这次来是求你开恩的,请你把你的二女儿先任嫁给我。”又说：“老人家,你尽管放心,我贺龙以性命担保,我看上你的宝贝女儿,绝不是让她做小,而是明媒正娶,让她协助我革命,帮助我打江山。”
　　
　　贺龙的名字谁没有听过？他在湘西跺一下脚,山都会抖,树都会摇。但是,此刻他就跪在自己脚下,行此大礼,这让外公如何担当得起？正是在此刻,外公被父亲感动了,或者说吓蒙了,他连忙拉起我父亲说：“贺、贺军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有事进家里说。”
　　
　　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六年,即1935年的11月1日,我在父亲出生的桑植县洪家关呱呱坠地。母亲后来对我说,当时真想把我带回慈利去,让外公看一眼他的外孙女,让老人家也高兴高兴,可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队伍马上就要开拔了。
　　
　　这段历史在军事史上有记载：1935年11月19日,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
　　
　　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也有我,当时出生才18天,正躺在马背上一只摇摇晃晃的摇篮里。
　　
　　二
　　
　　热风扑面,密集的飞虫像雨点般撞在脸上,赶也赶不走。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母亲从羊角山上的灌木丛里直起身子,拔起酸痛的腿,像个幽灵般走进澧水河北岸的慈利县城。在小巷的拐角处,她下意识地停了下来,探头朝自己家开的染布店看了一眼,而那一刻外公留给母亲的印象,从此像刀刻一样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外公坐在染布店门前的一把竹床上乘凉,手里“噼噼啪啪”地挥动着一把大蒲扇。他把黑色的对襟衫撩向两边,露出精瘦的身子,不时腾出手来拍打在腿脚上叮咬的蚊子。借助昏黄的煤油灯光,母亲感到她看清楚了外公胸脯上的一根根肋骨。外公老了、瘦了,不断发出空空的咳嗽声。母亲的泪水就在这个时候落了下来。她知道外公老成这个样子,不光是因为他要为这个十几口之家操劳,他还得天天为自己和先为舅舅担惊受怕。虽然母亲和先为舅舅去当红军时,外公表现得那么平静,那么豁达,但在朝不保夕的战争年代,环境那么残酷,战斗如此频繁,他这个做父亲的怎能不牵挂一对儿女的安危？要是外公知道担任湘鄂边红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先为舅舅此时已壮烈牺牲,知道他这个二女儿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他又会作何感想呢？
　　
　　母亲终没有走进近在咫尺的家,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三
　　
　　离开湘西苏区,踏上二万五千里漫漫长途,母亲一直为外公提心吊胆。女婿是贺龙和萧克,另有4个儿女参加红军,当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之时,他老人家该承受多少压榨和凌辱！因为红军前脚走,国民党军、日军、当地团防,还有各路土匪和黑势力,必将变本加厉地清算,可怜的外公这时只能像长在地里的韭菜,面临一次又一次刈割,刀每天都悬在头上。
　　
　　对这样的处境,外公其实早有准备。他知道当他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贺龙和萧克,把4个儿女先后送进红军队伍,在明里和暗中,他肯定将成为各种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但他想,好汉做事好汉当,反正是豁出去了,无非是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在这个黑白不分的社会里,你反抗是一刀,不反抗也是一刀,何不活得壮烈一些？而他能做到的是尽量保护家人,把大事小事都扛在自己肩上。
　　
　　红军刚开始长征,外公便关了豆腐坊和染布店,带着家里剩下的几个人离开了慈利。他甘愿再一次背井离乡,躲得远远的。
　　
　　逃到津市高深站,外公意外地遇到了一个年轻时曾在一起做过伙计的人,那人感念旧情,腾出房子大度地收留了这一家人。但外公安顿下妻儿,又马不停蹄,一个人坐船赶往阔别多年的安乡老家。他希望在那片曾经被洪水浸泡过的土地上,能有几亩薄田收留他,让他了此残生。
　　
　　就在这个时候,二姨蹇先佛从延安捎来口信,说她和二姨父萧克都要上前线打鬼子,希望把在长征路上出生的表弟萧堡生送回老家,请外公和外婆帮助照料。外公连想都不想,马上回话说：“送来,送来！为什么不送来？抗日将士的儿子我这个当外公的不养,让谁养？”
　　
　　后来便发生了那件让外公痛不欲生的事情：日本侵略军进攻慈利时,一发炮弹打过来,烧了慈利县城的半条街,外公的染布店也不能幸免。接着日军又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被外公搂在怀里逃生的堡生表弟不幸染上了鼠疫菌毒,外公眼睁睁看着他死在途中。当时外公心里那个痛,那个仇恨啊,冲进战场和鬼子拼命的心都有。当然,想到那么多中国老百姓,那么多老人和孩子都死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外公知道二姨和萧克将军是不会责怪他的,只会更加激发他们杀敌的决心。但毕竟这个在长征的苦难中活下来的孩子,就这样没有了,外公还是感到非常歉疚。因此,他马上给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写信,希望他们能把这个噩耗转告给正在前线打仗的二姨夫妇,同时勉励父亲、姨父和母亲两姐妹要“努力杀敌,不管家事,以国为家”。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周恩来看到这封信,感慨万千,亲自给外公回了信,还给老人家寄去了80元生活费。外公收到周恩来的信和钱,有感于共产党人的博大情怀,给周恩来回信说：“感谢您的关怀,现正值抗战时期,公家也有困难,我身体健康,可以谋生,请勿挂念。请转告我的女儿们,要安心杀敌。”
　　
　　母亲在前线听到这件事,这才想到,原来外公早知道了大弟先为牺牲的消息,也知道和他们一道长征的二弟先超已冻死在雪山,心里不禁为外公的胸襟和胆识感到骄傲。
　　
　　四
　　
　　离开慈利15年后的那个冬天,当母亲在风雪弥漫的沈阳听到外公去世的消息时,她忽然感到此前的15年,过得是那么艰辛,那么紧张又急促,以至蓦然回首,那一个个在水深火热中走过来的日子,竟是一片苍茫,一片好像什么也没抓住的空白。冷静下来后,她才明白过来,原来塞满这15年的,是四年苏区斗争及长征、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几乎每一天都行走在刀刃上。
　　
　　列车长啸一声,驶离了沈阳。母亲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泪水又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好不容易有个独处的机会,她把这一路都用来回忆外公。但她越回忆越伤心,越回忆越感到悲痛不已。因为自打15年前离开慈利后,她就再没有回去过,也再没有和外公见过面,怎么也想象不出外公在这15年里会老成什么样子。
　　
　　几天后,出现在母亲眼里的那个家,那个临街的染布店,触目惊心,只剩几处残垣断壁；劫后余生的亲人拥挤在后院的几间昏暗低矮的屋子里。进了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家,只觉空空如也,一看就知道经历了无数次的洗劫和扫荡,一副没落和破败的景象。
　　
　　外公躺在停放在堂屋的棺木里,静静地等着她。
　　
　　母亲一见那口漆黑的棺材,心里就感到有种东西坍塌了。她撕心裂肺地喊一声：“爹爹啊,我回来了！”人就扑在棺木上,号啕大哭。
　　
　　小舅蹇先辉是外公唯一剩下的给他送终的儿子,他泣不成声地告诉母亲,外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凄凉,但活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明白。
　　
　　家里日渐衰落,帮手越来越少,外公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只得惨淡经营,艰难地维持着染布店里的生意。这时,他虽然已到了风烛残年,但还是在店里既当老板,又当伙计,什么活都亲力亲为。
　　
　　1949年6月4日那天,外公挑着沉重的布担去河里漂洗,走着走着便走不动了。当晚,他躺在床上对小舅说：“先辉啊,我不行了,再也等不上你二姐和三姐回来了。我死后,不要急于入土,暂时用沙土葬在自己家中,等天亮了,你二姐三姐回来了,再把我埋进土里。”
　　
　　小舅对母亲说：“二姐,父亲这是心有不甘,死不瞑目啊！”因为当时慈利还没有解放,但已经听得见衡宝战役在远处响起的炮声了,所以他在弥留之际曾反复念叨说：“天就要亮了,天就要亮了……”
　　
　　外公去世3个月后,慈利宣告解放,天果然亮了。